语言生态环境问题的溯源及研究现状1993年麦凯在他的专著《生态语言学：迈向语言科学的新范式》一书中正式提出“生态语言学”这个术语，从此，“生态语言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关于“生态语言学“的定义在不同的论著中表述也不尽相同。俄罗斯的语言学界给出的定义是：研究影响语言发展和言语活动的消极因素，研究丰富语言的方法和途径完善言语交际的道德伦理及其实用的公理体系的学科[1]。我国的《语言学逻辑辞典》上定义为：在人种语言学、人类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这些领域中对语言和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尽管概念的表述不尽相同，但涵义的基本点是相同的，生态语言学家们一致认为；语言生态系统是一个与自然、社会、人群等环境因素密切相关的有机整体，其任何一个环节受到损害，都会对其他环节产生不良影响“生态语言学”的研究可概括为两个领域：语言中的环境问题和语言自身的生态问题；产生两大分支：语言生态学和生态批评语言学；细化为两个层面：1.宏观层面，主要运用生态学原理，考察语言生存与发展的生态环境，分析研究影响语言功能的各种因素，并对此环境下的语言活力和生存状况做出评估；2.微观层面，对话语或语篇做结构上的分析研究，分析语言系统和语言使用的非生态特征。本篇主要从宏观层面入手，综述当前国内语言生态环境问题的研究成果。语言的生态环境可细分为内生态环境和外生态环境两个部分。内生态环境是指语言的各构成要素以及它们之间的有机组合[2]；外生态环境由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和人群环境四部分组成。语言生态环境的研究内容十分广泛，目前国内学者主要集中在对语言的外生态环境的研究上，关注的热点问题有三个：濒危语言的研究；语言多样性的研究；语言和谐问题的研究。濒危语言的研究语言濒危、语言消亡现象并非当今社会所特有，它贯穿了人类文明史的全过程。在国外，梵语、哥特语、巴利语、赫梯语、高卢语等都是强盛一时的地方语种，后来随着时代的变迁而销声匿迹。在中国的历史上，分布于辽阔北方草原的语种如西夏语、女真语、契丹语、鲜卑语等语言也随着民族的大融合而先后消亡。语言的产生与消亡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但是到了近代，特别是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语言的濒危和消亡呈加速发展的趋势。据有关资料统计；公元前全世界约有15万种语言，到了中世纪还有七八万种，到了20世纪就只剩下6000多种，到了21世纪，其中有一半行将消失，也就是平均每两周消失一种语言[3]。在国内，语言濒危现象也十分突出，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记载了我国境内55个少数民族中的53语言，这些语言中有的使用人数很少。如：云南麻栗坡县彝族使用的普标语，使用人口只有50来人；西藏察隅县使用格曼僜语的仅有200人；四川阿坝州的业隆话，使用人口仅450人。严重的“语言濒危”现象也引起了我们国内学界的广泛关注，涌现了一批研究濒危语言问题的专家学者，如戴庆厦、孙宏开、徐世璇、张公瑾、李锦芳、范俊军等。他们围绕濒危语言的界定，造成语言濒危的原因，对濒危语言采取的态度和措施等方面展开研究，对“濒危语言“的保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首先对“濒危语言”的界定，目前我国学界尚没形成共识，过去主要把操用这种语言的人口多少作为判断依据。中央民族大学的李锦芳教授认为：“濒危语言”指两三代人之内将要自然消亡的语言，可以用语言使用者的年龄、辈分来界定，使用者的数目并不那么重要。中央民族大学的戴庆厦教授与邓佑玲教授提出了以量化的多项综合指标体系为依据来判定一种语言是否濒危语言，这个指标体系包括与语言功能相关的诸种因素，如：使用人口、使用功能、使用范围、使用频率等。其中使用人口、使用功能最为重要。戴庆厦与张景霓又提出了区分“濒危语言”和“衰变语言”的观点。他们指出：有些民族虽然因与别的民族杂居而出现语言转用，但主体部分或一部分仍然稳定地使用自己的母语，这样的语言还有相当的生命力，只能称之谓“衰变语言”而非“濒危语言”。虽然学界对“濒危语言”的界定不一，但大都赞同濒危语言以下几个特征：使用人口较少；使用功能衰退；儿童不再使用；两三代之内行将消亡。对于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