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主法制建设中的一项重大工程关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的思考论文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自2008年5月1日开始实施，标志着我国民主政治的一大进步。政府信息公开必须具备一定的充分必要条件。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文化事业机构以及公民在信息公开过程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承担各自的职责。《条例》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许多一般性和具有我国国情特征的问题，必须加以关注和应对。论文关键词：信息公开；公共信息；政府条例；民主法制民主法制既是和谐社会的标志、条件、基础，又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推进器，是消解社会不公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障。建设法治国家、和谐社会，关键是要提升国民的民主法制素质。[1]政府部门产生和收集的信息作为社会管理和公民生活的信息需求主体组成部分，在整个民主法制建设的进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既是公民行使和维护合法权宜的基础，又是政府接受监督、提高效率的前提。政府信息面向社会公开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民主制度的健全与完善，政府信息公开的过程也体现着法制建设的前进步伐，对国民和相关部门的法律意识的提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政治文明的发展各具特点，现阶段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基本任务，就是通过总结经验，把各方面经过探索行之有效的规范准则形成制度。[2]在全面总结实践经验、广泛征求各界意见的基础上，国务院经过5年多的艰苦努力，制定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对于这部规范政府自身行为的重要行政法规，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主任曹康泰认为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产物。”“对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都有重要意义。”[3]《条例》的现实意义和积极作用不言而喻，但在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却并非都很清晰，有的甚至极为复杂。一、《条侈》实施的社会环境与条件(一)影响因素从思想认识来看，公民权利意识的醒悟与提高促进了参政、议政愿望的增强，服务型政府观念的树立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执政方式的转变和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化。以历史的眼光来考察政府信息的公开，可以归纳出三个主要的影响因素：首先是传统政治文化的羁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思想在不少官员中根深蒂固，正如马克思所言：“官僚机构的普遍精神是神秘，是奥秘．…．．公开国家的精神及国家的意图，对官僚机构系统就等于出卖它的秘密”。[4]在我国，政府信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保密”状态，即使在政府内部，信息知晓程度也是按级别设定的，---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公众所了解到的信息大多是经过研究、调整后的被“过滤”的信息。其次是官员私利与信息公开的冲突。信息开放从建立和谐社会的长远目标来看非常重要，但从地区经济的短期增长则看不出明显的效果。目前的干部管理、绩效评估、提升尚未将政府信息开放作为重要的考核标准，尚不足以引起大多数干部的重视。另外，信息封闭给一些干部或部门留下了从中获利的机会，“保密法”对官员的长期影响也使得信息公开蕴含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再次，成本成为容易忽视的问题。对杂乱的政府资料进行整理、组织、核对、公布等加工处理的成本远远超出常人的估计，如2002年美国所有联邦政府部门的相关活动总成本是2．53亿美元，2004年上海市用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费用达2578万元，平均每个区县支出55．5万元。『5](二)实施条件．对于《条例》实施的社会条件可以从两个层面加以认识。首先是实施的充分和必要条件，前者建立在大量的信息化工作基础之上，包含了公民信息素养的普遍提升，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全力倡导；后者则以“十七大”报告对社会进程的明确规划为宏观背景，体现在党和国家对深化改革的决心和行动之上。另一个层面可以分为“硬条件”与“软条件”，前者包括针对《条例》实施而进行的政府机构及人员的设置、社会相关机构的完善、互联网络的普及等等；后者则主要表现在公民的信息需求与权利意识在全球化背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