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毅中国科学界的“鲶鱼”2010年9月3日，美国《科学》杂志刊发了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和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共同署名的社评文章《中国的科研文化》。文中，两位科学家指出了中国科研经费分配的问题：“关系”起了太大的作用。他们认为，科研经费分配所存在的严重问题正在减缓着中国潜在的创新步伐，“其中的问题，一部分要归结为体制，一部分要归结为文化”。据说，该文3天内由中央财经工作小组翻译并交给了温家宝，并很快得到了总理的关注，温指示相关部门提出有关基金分配体制改革的建议，之后，众多普通学者和一线科学家都表示了支持意见。然而，到了11月，科技部忽然宣布：“今年9月，美国《科学》杂志刊登的《中国的科研文化》一文，涉及我国基础研究科研经费分配问题，我们认为与事实不相符合。”在科技部声明后，接受《科学》杂志记者采访的饶毅很吃惊，他说:“我们的文章并没揭露什么新东西，只是公开了一些在中国，大家都知道的事情。”这并不是中国的科学家在国际性学术期刊上对科技政策的第一次批评。2004年11月18日的《自然》杂志中国特刊上，刊登了饶毅、鲁白、邹承鲁3位知名科学家共同撰写的《中国科技需要的根本转变：从传统人治到竞争优胜体制》。文中，作者认为：“中国科技管理体制迄今远落后于经济，没有根本的变革，中国科技进步就被体制延缓。”除了直陈现行科技管理体制的弊端，他们甚至提出了解决方案：取消科学技术部管理研宄经费的权力，让科技部成为一个咨询机构。然后，刊发批评文章的那期《自然》杂志在中国大陆被禁止发行。2007年9月，神经生物学家饶毅还是放弃了自己在美国西北大学的讲席教授和神经科学研宄所副所长的职位，接受了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聘书，全时回国担任院长。作为生命科学界第一位放弃了美国名牌大学讲席教授职位、全时回国效力的科学家，以及以直言著称的科技政策批评者，饶毅对当时前来采访的媒体说，他回国的原因是3个字：归属感。中国科学界的文化冲突饶毅，江西人，16岁入大学，是1978年的大学生；1985年，他接到了哈佛大学、旧金山加州大学(UCSF)、圣迭哥加州大学(UCSD)、爱因斯坦医学院4所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他选择了旧金山加州大学，因为在那里，新兴的分子生物学和神经生物学结合得很好。初到美国，最让饶毅觉得幸福的一个细节是：“可以自己住一个房间”。更独立的空间让这个“从小就是不大喜欢被人灌输权威思想的人”更蓬勃地生长着。他的活泼、勤奋使美国大学教授发现中国学生不都是默默动手的、不活跃思考提问的刻板印象，虽然，这位学生的直爽有时也会让教授不太高兴。回到中国的第一年，接受中文媒体采访时，饶毅说，回国后，他的工作重点之一是教育。对教育的兴趣，一方面于，“教育是有长期影响的工作”，另一方面，这是一个坚持每天早上步行送儿子去北大附小上班的父亲。在一本黄色封皮的文集中，这位父亲讲到了自己去儿子的小学里客串的经历，他感慨：“谁要是说中国人没有原创性、不活泼，让他们到中国的小学里看看。”但他也有担忧，“我们的教育，应该避免把知识枯燥、刻板化，不要让他们变成低头背书的人。”这几年，这位院长的博客更新不慢，他希望能够用那些文章传播一些东西.“博客文章需要多发，因为改变风气不能靠一两篇文章，得经常、不断地提醒。”归国3年，被饶毅不断“提醒”的一个词是professional,他认为这是中国研究者缺乏的东西，“体会到Professional,做事就不会太幼稚Professional中，有理性的成分。在浙江大学年轻的海归教师涂旭新自杀后，这位和浙江大学毫无关系的科学家说，抑郁症有一定发病率，而且相当高，如果已经多次诊断过的忧郁症病人出现问题，不能诉诸群情激奋。饶毅理性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慎防廉价炒作避免伤害死者冤枉活人”。并指出，不顾事实骂用人单位的舆论形势走下去，会让单位不敢雇佣有抑郁症倾向的雇员，造成对病人的歧视。作为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院长，这位自称立场“中左”的科学家进行了他认为必要的改革，不强求速度，但温和地坚持推进，“虽然有各种矛盾和利益，还是要坚持，慢改革比不改革好”。2008年，当饶毅准备关闭一个植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