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政府有为与市场有效的协同演进[摘要]新常态背景下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政府-市场关系重塑，其战略含义可概括为市场有效与政府有为，二者是协同关系。要格外关注历史因素与路径依赖，不能将其简化为政府退出问题，可以“放权”为始点，行政审批为突破口，以放权、国有企业改革、扩大非公有制经济机会及垄断行业改革为路径突破，在遵循历史重要与最小打乱、动态创新效率、不确定性、实验与学习等原理基础上展开。[关键词]新常态市场政府协同[]F123[文献标识码]A[文献编号]1004-6623（2015）02-0018-05[]王焕祥（1972―），河北沧州人，嘉兴学院商学院副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评论》执行主编，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演化经济学基础理论、地方政府创新与区域发展。新常态对中国的政府―市场间关系提出了新的要求。基于此背景，本文认为要实现十八大三中全会提出的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必须重新认识政府有为与市场有效的内涵及其关系，并科学确定切实可行的改革路径。一、经济发展新常态对中国政府的含义（一）首要问题是政府―市场关系重塑在新常态背景下，中国经济既面临着诸多的新战略机遇，也会遭遇各种挑战和风险的威胁。就本质而言，新常态下中国经济要克服的最大风险，莫过于高速增长和投资所遗留的路径依赖。具体而言，这种风险至少有四种：一是地方政府及企业对来自中央的“数量型”刺激的高度依赖，很难一下子摆脱经济增速一下降就刺激，一刺激就反弹，反弹过后刺激停止又下滑的恶性循环；二是缺乏勇气进而逃避深化改革的风险。尽管三中全会事实上提出并确立了宏伟的改革计划，但整个社会认知对未来发展的信心是否能够因此得以恢复，仍需视政府未来对改革的执行力而定；三是以往大规模的数量型刺激政策造成的产能过剩、企业债务以及地方政府债务，必须经过中长期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改革及政府职能改革才能逐步消除；四是中央政府对房地产市场实施的全面调控与调整会产生系统性风险，这将导致市场中的一系列连锁反应，既触及市场面，又触及地方政府一方。综上所述，新常态并非按部就班地接受一种既定的发展模式，而是需要政府运用创造性思维通过一系列改革才能实现。这就意味着必须顺应新常态的改革要求，彻底放弃“一统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的政府调控市场的模式。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常态背景下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政府-市场关系的重塑，重新审视过去那种反复采用简单的刺激政策的调控方式，进而避免以此延误改革时机的政策思路。房地产泡沫、债务、产能过剩、创新不足以及杠杆过高和金融改革等这些重大市场问题，仅仅依赖数量型的市场调控政策只能是饮鸩止渴，全面深化改革才是唯一的出路。（二）新常态下的政府-市场关系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业已充分表明，市场经济体制至今无疑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率的制度形式，也是达到自主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最优途径。要想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就必须保证价值规律、竞争和供求规律等市场经济规律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但从各国发展的实践经验来看，从二战后直至现在的半个多世纪，全世界也只有中---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国台湾与韩国两个经济体成功地从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继而进入到高收入行列，从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行列的经济体只有13个，而其他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长期陷入低收入或中等收入的“陷阱”之中。究其最主要的原因，根源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失范，而少数取得成功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在经济发展和转型中既有“有效的市场”，也有“有为的政府”。所以，面对当下旧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的路径依赖，由此产生的资源浪费、环境破坏、宏观经济失衡等不可持续问题，以及腐败蔓延等现实难题，欲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政府主动放权必然是首要和关键。调整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前提与基础，是政府行为的自我修正与调整，以此突破政府内部存在着的既得利益固化、权利思想观念束缚与行为路径惯性三大突出问题。正是基于此，十八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