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巨头杭州峰会看今后几年中国思想界走势2003年中国思想界发生了一件意义非同寻常的事：自由派（右）代表人物秦晖、新左派（左）代表人物汪晖与体制内思想界（中）代表人物温铁军聚会杭州，就中国历史、现状和未来，进行了系列对话，不同观点之间展开了建设性的碰撞、磨合，引人注目。关于这次对话的意义，思想界至今还难以达成共识；但在未来思想史上，它很可能被视为一个重大转折的标帜。对话的真正意义，并非如当事人所自我标榜的“超越派性之争”。事实上，对话表明：不同派别之间有可能实现一定沟通，但派性是超越不了的。对话发人深省之处在于，它似乎昭示了未来几年中国思想界的脉络走向：在自由主义以后兴起的新左派，之前一直作为自由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种平衡而存在；从今以后，它很可能和中间派（以权威主义为代表）一道，走到中国思想潮流的最前端，并占据中心位置；自由主义思想则可能逐渐走向衰落，中国思想史可能翻开新的一页。对话很长，内涵丰富，可说是近年来最有意义的思想史资料之一。笔者拟不一一论及，仅就整体上印象深刻的几点，谈谈其背后蕴涵的思想界脉络走势。一，对建国前17年历史的重新认识不难看出，对话是在一种相互靠拢、求同存异的友好气氛中进行的；在理念目标和经验判断的一些方面，三方均达成了前所未有的共识。例如在对待1949年以来的中国历史上，对话基本认可了1950年代放弃新民主主义、以国家资本主义方式加快工业积累是当时历史条件下一个“不得不”的选择。其中，秦晖先生虽质疑“中国原始积累的效率究竟如何？”，但是，1，他认可而并非反对这种积累；2，他承认，“并不认为中国当时的发展速度是全世界最差的”；3，他承认，判断效率高低至今缺乏公认最佳的“参照系”，“按照哪个标准更好，的确说不清楚”；按不同标准，可得出不同结论。这种对经验事实的新颖表述，其意义在于摒弃了自由主义长期以来从意识形态出发，将中共建国前17年历史妖魔化的传统述事方式，将对历史和现实的认识建构在现实主义平台上？二，西方民主制度走到今天并非必然，也非完善杭州对话中，关于西方社会的认识，三方也达成了前所未有共识：西方社会（以美国为代表）在1960年代民权运动之前，虽已具备民主社会的“基本要素”，但也并没能让人民普遍真正享有民主。1960年代西方政治形态的成功转型，得力于多重历史因素。如温铁军先生所说：民权运动的成功，“与反战运动，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整个社会的民族民主运动以及和世界上另外一套体系也就是---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社会主义体系，都密不可分，缺一不可”。因此，民主制度在西方能走到今天，有其偶然性，并非历史必然。如温先生所言：“西方现在这个比较民主的制度是建立在法律维护社会秩序的基础上的，法律制度本身靠的是相对充裕的财政支持和警察系统的维持”。在1960年代以前，可能社会各方都没有决心为实践民主支付这么高的维持费用。权势者不愿分割权力；民众不愿或无力为真正的民主制度买单──即他们不愿以如此方式来分配自己有限的收入。换言之，民主在此前，既非必要，也无可能，保守主义在当时占据主流。但1960年代发生的事件及其背景改变了一切：民主获得异乎寻常的动力，社会制度向前跨进了一大步。然而，即使在今天，民主制在西方也非完善。如汪晖先生所言：“我们确实应该向西方国家和其他国家学习民主经验。但我们不能有一个幻觉，就是觉得西方已经真的解决了民主问题。从来没有，美国民主面临着危机，欧洲的社会体制也面临着困境。在这个意义上，寻求新道路的问题也是我们面临的共同课题”。这样的共识意义重大，它打破了中国思想界主流长期以来对西方民主从理念到实践的盲目推崇：既然西方至今也没有完全解决好民主问题，那么中西模式在某种意义上就只是要素组合的程度之别，这就为渐进式改革道路提供了充分依据；既然西方民主能走到今天并非必然，那就不存在什么西方制度的“普世性”；既然直到现在还没有一种完全令人满意的完善制度形式，那就更不能贸然假设西方模式必然适用于中国。因此，中国从自身的“独特性”出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