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反人道罪的最新发展看国际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兼论对中国刑法的启示关键词:反人道罪的最新进展；罪刑法定原则；国际刑法与国内刑法；对中国的启示内容提要:反人道罪的最新审判实践，赋予罪刑法定原则崭新的时代内容。新近判决的Galic案和Gacumbit-si案，阐释了此罪中某些罪行的新概念，更加明确了若干法定构成要件。这不仅顺应了国际刑法的发展契机和时代潮流，而且促进国际犯罪的国内化和有效惩治，更加奠定了此原则的核心和灵魂地位。为了缓解国际刑法与国内刑法中关于此原则的矛盾，中国应当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修改刑法典的相关规定，以完善国际犯罪的国内法律体系，并切实贯彻执行此原则。一、前言国际刑法近年来的迅猛发展，直接推动其基本原则的日益丰富和深化。在国际审判实践中，一系列新的概念和认定逐渐为国际社会所接受，诸如反人道罪的某些新内容和法定构成要件等，赋予了罪刑法定原则崭新的时代内容。作为司法公正的核心，罪刑法定原则既是世界各国刑法中最基本的原则，又是联合国刑事司法的重要准则。国际刑法中罪刑法定原则，要求法律规范必须明确界定国际犯罪和相应的刑罚，以防止司法权滥用和避免任意适用法律。这主要包含法无明文不为罪、法无明文不处罚、法律不溯及既往和无罪推定原则等国际司法准则，也充分体现了尊重和保护人权的精神。坚持以人为本、依法打击犯罪与维护人权并重，已成为国际刑法发展的方向和潮流。国际刑事审判机构新近判决的Galic案和Gacumbitsi案，基于这一时代主旋律，明确了认定反人道罪的法定构成要件。这不仅顺应国际刑法的发展契机和时代潮流，而且满足了刑事法律国际化和惩治国际犯罪的客观需要，更加奠定了这一基本原则的核心和灵魂地位。以反人道罪为切入点，探析国际刑法中罪刑法定原则的发展趋势，对于完善国际刑法理论体系的构建、严密惩治国际犯罪的法网，以及在中国实践国际犯罪的国内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二、国际刑法中反人道罪的最新进展(一)立法概况。关于明确规定反人道罪的国际法律文件，最早可以追溯到1945年的《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以下简称《纽伦堡宪章》)。国际刑法禁止和严惩此罪的立法规定，主要体现在《纽伦堡宪章》第6条、《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5条、《管制委员会第10号法案》第2条、《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规约》第5条以及《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规约》第3条之中。关于反---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人道罪的定义，在罪行的构成要件和列举的罪行方面均有分歧，且争点集中在罪行发生在武装冲突或者和平时期。《前南国际刑事法庭规约》第5条，将武装冲突作为反人道罪的必备要件，这与《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规约》和国际刑事法院的《罗马规约》不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规约》第3条，特别强调构成此罪的主客观要件，即明知攻击的广泛性和有计划，以及“出于民族、政治、人种、种族或宗教原因”而实施广泛或系统的攻击平民的罪行。[1]《罗马规约》第7条定义的此罪，涉及有关国际习惯法的内容并有所突破。在行为要件方面，明确规定了具有“广泛或有系统地针对任何平民人口进行的攻击”;在心理要件方面，要求行为人有“明知”的故意。[2]这与国际习惯法在该罪行方面的基本概念相一致，已成为国际社会分析反人道罪构成要件的普遍指导原则。而且，第7条又拓宽了反人道罪的外延。关于反人道罪的外延，是否也涉及恐怖主义罪行呢?这在讨论成立国际刑事法院时，遭到大多数国家的反对。[3]因为反人道罪的外延若扩展到恐怖主义罪行，而国际社会缺乏普遍界定的恐怖主义罪行，则可能影响国际刑事法院的正常运作。之后，罗马外交会议通过的E决议，建议由国际刑事法院成立后的缔约国大会审查此罪，以决定是否归属反人道罪并纳入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范围。[4](二)审判实践。二战后的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开启了反人道罪的国际审判实践。之后，从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到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均有适用反人道罪的判决或决定。在反人道罪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最具影响力的审判实践如下: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在1995年审理的Nikolic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