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功能论视野中的调查性报道及其演变摘要：从媒介功能论出发，通过对调查性报道正反功能的考察，本文认为其在我国的正功能远强于反功能。由于多种原因，调查性报道的发展较为曲折，一些社会要素发挥功能替代作用，形成了报告文学模式、特例模式、跨地区调查模式、网络爆料模式和数据新闻模式，实现了部分监督功能，但都具有较大的负面作用。因此，调查性报道仍有自身独特的优势和无可取代之处。关键词：调查性报道;媒介功能论;功能替代中图分类号：G2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5）09-0012-03调查性报道肇始于19世纪末期美国新闻界的“扒粪运动”，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引入调查性报道，期间经历了低迷、平淡和辉煌交替的几番沉浮。在新媒体时代背景下，我国调查性报道似乎又面临着新的危机：继《中国青年报》撤销特别报道部、《北京青年报》深度报道版组因各种原因消失后，《京华时报》深度报道部近日也被撤销。虽然有媒体称这只是人们的误读，但社会的质疑并未因此消散。调查性报道这种一致受到专业主义称赞的文体形式为何命运多舛？中国语境下调查性报道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及意义何在？其发展过程又有怎样的演变？有学者认为，与西方调查性报道从经济领域逐渐转向政治领域不同的是，我国调查性报道经历了从政治领域向经济领域的转向;其价值取向为“事实功能论”，偏重于以媒介功能为指导思想[1]。本文从媒介功能论出发，从我国调查性报道的社会功能、功能实现及功能替代机制入手，探讨调查性报道的兴衰演变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及意义。一、调查性报道的社会功能及其实现按照罗伯特?格瑞斯的定义，调查性报道一般是“报道某些人或某个组织企图掩盖的新闻”。另一位学者威廉姆斯同意这一定义并补充：调查性报道的一个特点就是“记者报道的新闻要超越官方的版本”，并强调记者对社会的责任感[2]。美国调查性报道的高峰之作包括“水门事件”报道、化学公司利用乳腺癌获利和美军伊拉克“虐囚”事件等。因为历史原因，中国的调查性报道起步较晚，但这种报道方式一经出现就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和新闻专业群体的尊重。无论国内国外，调查性报道在实际运作中有三个本质特点：一是其报道主要目标是政府、企业等社会强势力量;二是选题以“揭露”为主，报道性质多为负面;三是内容深刻，通常会揭示事物之间的历史联系和因果联系。社会学家默顿的结构功能论认为，“一个事项可能兼有正功能和反功能的后果，从而产生一个困难但重要的问题，亦即设立评估诸种后果之净均衡的准则”。因此，功能分析需要对事物的政治、经济、文化多种后果进行分析，然后根据“功能后果的净均衡”来判定它是正功能还是反功能[3]。在中国语境下，调查性报道作为一种特殊的新闻报道类型，既具有对社会体系的维系与稳定发挥作用的正功能，也具有包含不稳定或破坏性的因素的反功能。总体来看，调查性报道形式的社会正功能异常强大。一是监督强权势力（主要包括地方政府、企业和其他强大势力），形成制衡力量。我国社会长期处于转型期，社会矛盾和问题层出不穷。这种矛盾和问题集中表现在公权力的滥用、资本权力的渗透以及黑恶权力的猖獗。在这种背景之下，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越发重要。如《南方都市报》在孙志刚事件中的追踪报道，使多名政府官员受到纪律处分，并改变了国家政策;2015年，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播出了《火锅后厨藏猫腻》，揭露了部分知名火锅店后厨里不少见不得人的秘密，锋芒直指商家的诚信问题;近期《新京报》报道了记者卧底暗访北京天通苑地铁北站的无序经营问题，“黑帮”成员强行收取“保护费”，商贩及周边居民遭到不明身份人员威胁、殴打。事件曝光后，北京警方很快介入调查，通过多部门联合执法，小吃一条街因非法经营被取缔，收保护费者被刑拘。调查性报道代表媒体监督强权势力，可以推进政治民主、维护社会各阶层平衡，进而维护公民利益。二是调查性报道通过对社会现象的深入挖掘起到“社会雷达”的作用，通过对偏差行为的曝光来强化社会规范，使全社会达成共识。在快速变化的社会中，复杂、不安定因素给社会运行带来诸多安全隐患，而这些隐患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