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儒家在当今社会自我再生道路现代中国社会的变革带有强烈的悲剧性。这种变革是以精英、乃至普通民众不断否定自身文化的方式进行的，所谓打倒孔家店、摧毁旧文化曾经被精英们当作建设新文化的基本前提。并且一直到今天，不少精英对于中国现代化仍持这种不破不立的激进立场。这种看法甚至已成为一个新传统。然而，把这样的常识放到一些地方，比如广东潮汕地区就会发现，它其实完全不能成立。在这里，新旧文化并存，并且相得益彰，传统的价值、习俗、乃至社会结构，在这里保持着连续性。甚至这里的社会治理，也在相当程度上是通过传统的制度进行的，比如，在乡村，“老人组”拥有广泛的治理权。尤其奇妙的是，这些传统支持了现代的工商业秩序——这里的现代工商业是中国最发达的。传统再生之必要性潮汕的情形其实并不特殊。如果对中国的现状分地域进行观察，甚至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凡是传统保存较为完好的地区，其社会秩序相对较好，经济增长表现也十分突出。南方与北方、东南与西北的经济发达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文化的传统性程度来解释。比如，温州与潮汕类似，传统同样保存较为完好，而经济、社会和治理秩序也更为健全。换言之，我们可以得出一个与新文化运动的常识正好相反的命题：传统之保存与经济繁荣、与社会优良治理之间，存在某种正相关关系。这一点并不难理解。过去十几年间，作为显学，经济学、法学向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向普通公众普及了一个常识：规则至关重要。这种贡献放到中国百年知识史上，当然是极为重要的。不过，经济学家和法学家又分别犯了两个严重错误。首先经济学家盲目相信“理性经济人”假设；但事实上，仅有这样的理性人，市场不可能存在和正常运转。没有规则、没有规则意识，理性经济人几乎都会变成骗子与强盗。其次，规则并不只是法律，法学家却把法律当成全部规则而忽视道德，从而让法律在现实中无法运转。归根到底，法律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仅是辅助性的。一个仅靠法律来调节的社会必然崩溃，因为该社会执行法律规则的成本将会太高，以至于无法承受。法律有效运转的前提是道德伦理当绝大多数人可以自律的时候，法律才有能力强制少数人。总之，道德、伦理至关重要。尤其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能够对个人起作用的道德伦理，必然是传统的道德伦理。中国20世纪50?80年代的政治社会试验已证明，任何人为构造的道德体系最终都会以失败告终，并造成道德伦理的废墟。关于这一点，托克维尔早就发出过警告。总结上述推理，可以说：传统的道德、伦理对于一个社会维持其基本秩序及实现繁荣与发展，至关重要。这个结论绝不是为守旧主义张目。事实上，当传统伸入今天的时候，它就已经变成了现实。英国普通法专家这样形容普通法：它十分古老，以至于超出人的记忆，但它也是最为时新的。因为，传统之所以是传统，就因为它总在不断调整过程中。因此，我们在潮汕、在温州所观察到的传统的价值、信仰风俗、道德、伦理、社会治理机制，既有古老的渊源，又是最为新颖的。在时间过程中，它们经历了微妙的演进过程，只不过，这种演进是“自然地”进行的，是无数人于不知不觉中调整行动模式的非意图产物。可以设想，这些地方的传统将会继续以此种方式演进，从而塑造一个既传统又现代的社会秩序——一个正常社会的秩序，本来就应当如此。那种“日新月异”的社会，肯定是不正常的社会。说这些地方“正常”，隐含着一个意思：其他地区是不正常的。诚然。因为在其他地区，经过种种因素长期、猛烈地冲击，传统已经七零八落，过去与今天截然断裂了。这些冲击因素主要是打倒旧文化的反传统信念，与此信念刺激下的政治社会力量。这种与过去断裂的景象，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兴起、膨胀的城市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这些城市的基本社会图景是：一群面目模糊的民众，与一个权力无远弗届的政府。形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自然的、在时间中证明自己合理性的规则体系——也即传统一—在这些地方已经非常淡薄，因而人们也缺乏对生命的体悟，缺乏社会秩序所必需之利他的道德情怀，也缺乏进行组织、行动的黏合剂。因而，这些城市没有文化，没有公民，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当然也难有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