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信息不对称医患纠纷亟待新处理机制医患之间恶性事件在近段时间内频繁发生，表明了旧有的纠纷处理机制已经失去了作用。考虑到医患冲突的长期存在且可能局部恶化，政府急需着手建立新的、双方共同认可的解决渠道。仅仅靠医院加雇保安或者政府的一纸禁令，不足以保障医院的秩序和行医的安全，也让患者的合法权益难以保证。目前，出现医疗纠纷以后，患者可以向医院相关部门投诉，也可以向卫生行政部门申请调查，还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虽然《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对这三条道路都有详实的铺设，但是由于我国一些特殊的国情，很少有患者考虑投诉，向卫生局告状也不很现实，诉讼基本上成为唯一的选择。然而，即便对簿公堂，患者也觉得无法讨回公道。医患诉讼的核心是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它常常决定着官司的胜负。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鉴定由市级以上医学会主持，可根据案情复杂程度和涉及的学科，决定参与鉴定的专家人数，多数情况3～5人，也有7～11人的。在鉴定会召开7日前，鉴定专家由医患双方随机从专家库中抽取。为了显示对医患双方一视同仁，《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了严格的回避条款，可是它仍然无法消解自己给自己鉴定的印象。毕竟从医学会到专家库俱是医生所把持。另外，鉴定专家、鉴定过程的不公开，更加重了患者的疑虑。常出席鉴定会的医学专家，自身也会遇到医疗纠纷，乃至被人鉴定，正所谓风水轮流转，今年到我家，难免促成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的潜规则，患者的利益则被牺牲了。在很多医患恶性案件中，在几乎所有的医闹事件中，患者都表现出对医疗鉴定的不信任。尽管出事的医院无数次地要求走此正规程序，但是患者大都宁愿铤而走险，也不愿意去钻套。当然，除了医疗鉴定之外，医患双方还可以选择司法鉴定。2003年1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称，在医疗纠纷中，患者提出要求再次进行司法鉴定的，法院一般也当予以支持。法医的引入使得鉴定可能瓜田李下的色彩淡了一些。糟糕的是，法医进行临床医学鉴定缺乏法律明确的授权，其专业性、权威性也经常受到医生的质疑。大多数患者还认为，现在的鉴定工作效率颇低，一般人都等不起。一份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出台，需经历提出申请、抽选专家、召开听证会、作出结论等一系列过程，再快也得好几个月。如果某一方对结果提出异议，那解决争端就更遥遥无期了。如此，纠纷一出，在患者心中，现有各种处理渠道都不利于自己，放弃这些渠道是必然结果。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性格偏执或者受伤深重的患者难免有极端行为，恶性事件也就发生了。目前，一些地方在试点新的纠纷处理办法。其方向是引入第三方，比如购买医疗事故责任保险。不过，医院对此多不甚积极。北京一家三甲医院的院长称，医院买保险的目的是发生纠纷后避免和患者当面冲突，希望保险公司能出头和患者商谈，然后该赔付就赔付，可是现在保险公司只负责赔钱，和患者谈判还得医院自己来，这就极大地挫伤了医院的积极性。现在看来，在其他长期改革未见效之前，建立崭新的纠纷处理机制是医改刻不容缓的任务。事实证明，由纠纷引发的恶性事件对医患双方乃至全社会都有巨大的负面效应。它带来的焦虑、恐惧、愤怒和怨恨已经深深地毒害了医疗行业，给医患双方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按网络流行语说：医患之间真的再也伤不起了。这在同仁医院的医生被砍伤事件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如前所述，新机制必须建立在医患双方俱认可的基础之上。双方都认可的前提则是彼此权利的对等。毫无疑问，医疗中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而且永远也不可能完全对称，但是制度安排仍然有改进的空间。医生应该将自己的诊治行为处于能监督的状况中，一旦发生纠纷，监督本身将是对其最大的保护。医疗鉴定应当严格贯彻公开的原则，使参与专家的权责最大限度地统一，避免医医相护、营私舞弊，从而也让患者对其保有信心。醫患之間惡性事件在近段時間內頻繁發生，表明瞭舊有的糾紛處理機制已經失去瞭作用。考慮到醫患沖突的長期存在且可能局部惡化，政府急需著手建立新的、雙方共同認可的解決渠道。僅僅靠醫院加雇保安或者政府的一紙禁令，不足以保障醫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