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文学“中间人物”及“人学”话语策略摘要："中间人物”是'‘十七年”小说创作中的一个特殊存在，作为一个文学族类，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学的一道亮丽景观，但从现象形态与创作主体角度审视，反映了那个时代作者的一种言说与形象表达，也是当时有见识的作家们对社会生活的一种客观认知与艺术解读，是特定历史语境下作家感知生活、表现文学"人学”思想的一种话语策略。重新审视这一现象，或可使我们重新认识那个历史时段文学的创作价值。关键词：当代文学；中间人物；人学思潮；话语策略中图分类号：1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9841(2012)03-0100-0720世纪50至60年代的当代中国文坛，围绕着写“中间人物”以及如何评价当代中国文学发展中出现的这一现象，曾经引发了一场关于文学如何描写当代社会生活与塑造当代人形象的热议，后来发展为声讨与批判。当我们重新回到当年的文学语境，并将其放置在“人学”视野与新的学术思维框架中重新审视，“中间人物”这一形象的出现，不仅是当代中国文学在20世纪“百年中国文学形象”创造上的一个"亮点”与重要“看点”，而且作为一个文学族类，“中间人物”代表了50、60年代中国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化生态,进而构成了中国民间社会的一种''文化共同体”。如果说“小说人物不过是由作者描写他的句子和让他发表的言辞所塑造的”[1],那么，“中间人物”作为那个时代作者的一种言说与形象表达，无疑反映了当时有见识的作家对社会生活的主观解读与客观认知。在文学意义上，它反映了当时的一种创作思潮；在人学意义上，则是50、60年代特殊创作语境下的一种话语策略。一、“中间人物”：一种与“文化生态”共振的写作现象在当代中国文学语境中，“中间人物”是一个经历了“肯定一一否定一一否定之否定”复杂文学路径的文学现象。“写中间人物”这一提法，语出1962年8月中国作协副主席兼党组书记邵荃麟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历史地看，这一观点针对的是中国文坛在当时无法掩饰的一种创作窘境。早在1958年第二次文代会的总结报告中，邵荃麟就曾针对违反艺术创作规律的相关文艺现象指出：“能不能根据党员八条标准来描写共产党员呢？能不能根据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来描写解放军战士呢？能不能先规定了人物表，然后去找求对象呢？能不能便宜地去找求现成的'典型'呢?谁都知道是不可能的。”[2]1955年,在批判胡风“写真实”等文艺思想以及庸俗社会学风气逐渐侵入文坛的背景下，文学创作“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写作模式盛行，造成了片面追求"工农兵文学”一体化与创作方式单一化的写作格局，文艺之路越走越窄。然而正如韦勒克和沃伦所言，小说与人物事实上是由作者按照他对生活的理解来描写的，是艺术规律赋予其权力让其发表的言辞所塑造的。因此，当我们把研究对象确定在''叙事人”视角时，可以发现，在十七年服膺于意识形态的众多文本中，除了意识形态观照下所特有的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高大光辉的英雄人物、坚定不屈的革命志士以及党的代言人之外，还有许多生活本真的东西。比如家务琐事、儿女情长、个人私欲、利己主义，这些虽然不是文学的主体内容与写作追求，甚至只不过是作者追求生活真实的一种点缀与烘托，但正是这些写作的存在，说明在意识形态叙事之外还存在另一种公共性叙事，可以将其称作“生活化叙事”、“生态化叙事”或“文化化叙事”。正是这些叙事的存在，才使我们愿意认同与接受50、60年代小说中出现的梁三老汉、郭振山、亭面糊、吃不饱、小腿疼、赖大嫂、赵满囤、孙喜旺、严志和等等鲜活的文学形象，正是对这一创作现象的发现与关注，才形成了邵荃麟“写中间人物”的新理论。在论及“中间人物”时，邵荃麟认为，“英雄人物”与“落后人物”是两头，“中间状态”是大多数，只有''注意写中间状态的人物”，才能体现现实主义的深化。其实，邵荃麟这一观点，早在1953年冯雪峰于《文艺报》发表的《英雄人物及其它》一文中就有过涉及，冯雪峰主张在当代小说写作中应扩大人物描写，丰富人物形象，可视为邵氏理论的最初形态。在邵荃麟正式提出“写中间人物”之前，从文本分析上印证其理论的，还有严家炎在《文学评论》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