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若干问题述评其次，高等教育“认知理性观”者使用的是一种不同于逻辑经验主义的另一种分析问题的角度。社会科学有说明的社会科学、诠释的社会科学和批判的社会科学之分。在以往的高等教育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说明性研究、诠释性研究或简单的描述性研究，缺乏批判研究的基础。“认知理性观”者能通过批判性研究的途径来促进学科理论的发展是一个很好的现象，表明高等教育研究的方法论正在走向多元。同其他研究路径不同，批判研究所涉及的一般真理不可能通过参照当代秩序而被证实或证伪，因为它意味着可能存在着另一种不同的秩序。批判研究是要在扬弃传统理论的基础上，重新定义和审视社会的合理性基础，通过批判活动改造人类生存状况，它起着一种呼吁、催化社会变革的作用。批判教育学就是旨在抨击教育制度的弊端，在教育理论、教育管理、教育伦理等方面进行开创性研究的一个领域。从“认知理性观”者对“适应论”发起的批驳不难看出，其试图从根本哲学立场上颠覆多数人既有的看法，虽然高等教育分明是越来越跟社会经济相“亲和”，但他们认为这是高等教育本真理想的失落，是越来越偏离正确轨道的危险信号，从而试图发起一场高等教育理论革命。这样的结论通过实证研究的途径是无法得出的，这正是批判性研究比较独特的地方。通过这种批判性分析，将超越高等教育理论思维和逻辑的简单概念化，将相关理论问题纳入内生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场景的元思考中。这不仅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教育两个规律”中的关切点，也促使我们透视高深学问探究和人才培养的复杂环境中的哲学、文化和社会分析维度。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从不同方法论出发来做研究的学者之间，可能存在话语对接的障碍。因为每一种研究角度都有自己特定的哲学假设、原则及如何做研究的立场。正是由于不同学者惯用的研究方式不同，学者之间在争鸣过程中的话语指向也会存在出入。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求人们加深对不同的科学研究方法论的理解，并在对话中运用替代的思维方式。再次，虽然对传统高等教育理论的批判性分析，有助于把我们从单向度的认识论中解放出来，从而有助于丰富我们对高等教育理论的理解，且通过对不同观点间对立和冲突的反思，可以引领我们对高等教育理念的理解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但是，这种批判性研究过于知识化、理想化的倾向使其很容易脱离实践的诉求，甚至沦为“事后的哲学”，始终进入不了政策话语的中心。高等教育“适应论”的反对者提出了问题，阐明了其学术思想，把“认知理性”置于一个新的高度，却未提出一个新的可用以指导实践的替代理论。因此，单单对传统理论进行批判和解构仍然不够，更重要的是建立起一套能得到广泛认可的新理论。拿公共行政学的例子来说，马克斯·韦伯建立起的官僚制理论，随着学科思潮的变迁，在近几十年受到越来越多的批判，如来自新公共管理的批判，来自后现代思潮的批判等，但无论人们如何批判其“工具理性”、“僵化”、“低回应性”或者“对人的束缚”，却始终提不出一个比它更有效的、能取而代之的理论模式，因而公共行政的理论和实践依然脱离不了官僚制的基本框架。高等教育学在理论建设中同样会遇到类似的问题，如何超越先前理论值得我们深思。综上所述，这场关于高等教育“适应论”的学术讨论是一场精彩的学术对话，是由后进学者对学术先行者发起的一场学术挑战。这是这些年来在高等教育学沉闷的理论研究中激起的一阵涟漪，这也是高等教育理论界对清新的纯学术问题而非应用问题的视角转向。虽然对高等教育“适应论”的讨论在高等教育研究的茫茫文献之洋中只是沧海一粟，但它却产生了较大影响，以至于到目前为止相关讨论仍在继续且文献数量有所上升。在这场学术争鸣中，虽然多数人都是旁观者，但却也引发了每一个旁观者的思考与反思，这对高等教育学知识积累和学科成长具有重要的意义。二、关于高等教育学科建设与方法论研究与高等教育学科建设及其方法论相关的话题也是高等教育的重大理论问题之一，同时也是一个关乎学科成长的战略性问题，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可惜的是，在近些年的文献中，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度探讨的文献数量明显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