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直在向新加坡学习实际上，早在改革开放之初，新加坡经验就为中国政府所重视。1978年，邓小平先后访问日本、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邓小平从新加坡回国不久，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历程。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期间，邀请时任新加坡副总理的吴庆瑞访问中国，并聘请他为国务院经济顾问，请他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出主意。1980年，时任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的江泽民到新加坡进行了为期两星期的考察。其间，他问新加坡方面的联络人吴博韬：为什么中国的土地、水源、能源和劳工更便宜，却无法像新加坡那样吸引到许多外资？吴博韬回答说：“关键在政治稳定和不断提高生产力。新加坡是商业环境风险指数最低的国家，企业家可以放心地在这里经营和投资。”他的回答让江泽民深思。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重要谈话。他要求广东省不仅在经济上赶上亚洲四小龙，而且在社会秩序、社会风气等方面也要超越它们。他说：“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在这之后，中国开始派人对新加坡进行大规模的考察和学习，从精神文明、经济建设、司法、金融、社会保障、城市规划等多个方面，学习借鉴新加坡的经验。1994年，新加坡苏州工业园项目启动。随着苏州工业园建设而来的，不仅有新加坡的资金和项目，还有新加坡进行园区开发的先进经验及对中国国际经贸人才的培训。这种以园区为载体的合作模式，不仅开创了两国进行经济合作的新途径，同时也使新加坡经验得到快速传授和扩散。中国在工业园区开发中形成的“先规划后建设”、“先地下后地上”、“八通一平”等做法，最初是从新加坡裕廊工业园的成功经验中借鉴来的。从1992年起，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开办了针对中国领导干部的短期培训班，讲授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经验。从1998年起，南洋理工大学开设经济管理硕士课程，为中国培养中高级经济管理人才；从2004年起，又开设公共管理硕士课程。到2008年，中国已有4000多名领导干部到新加坡学习。为了系统介绍新加坡经验，近几年来，先后有《南方都市报》《学习时报》《东方早报》《羊城晚报》《云南信息报》和《南方》月刊等中国媒体派记者到新加坡采访。他们在中国的报刊上发表了大量介绍新加坡经验的文章。一些专家、学者也纷纷加入研究新加坡经验的行列，他们从国家建设、政党制度、经济管理、城市管理、社会服务等多个方面，发表了不少关于新加坡经验的专著和分析文章。进入新世纪，中国和新加坡的合作不断推进。到2008年，新加坡已与山东、辽宁、浙江、四川等地成立了经贸理事会；与江苏省不仅建立了经贸合作关系，而且还把合作内容扩展到了环保、教育、培训、旅游等方面；与天津则推出了生态城建设项目，这是继苏州工业园后，中新两国之间的又一大的合作项目。2008年，南洋理工大学的两个硕士课程迎来了中国的128位学员，招生人数创下历史纪录。短期培训班也十分火暴，来自上海、江西、湖北、吉林等地的培训班一个接着一个，在南洋理工大学培训中心，经常是四五个培训班一起开学。仅昆明市就一次派出规划、建设、城管、财政等部门的90名干部，到新加坡管理大学参加培训课程。来自中国的招商团、考察团、旅游团更是不计其数。广东、福建、重庆、安徽、浙江、江苏、天津等地都派出了高级别的代表团，到新加坡进行招商和推介活动。2008年9月，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率400多人的政府考察团，对新加坡进行了为期四天的考察，考察团规模之大、考察范围之广，前所未见。这些现象说明，中国对新加坡经验的学习，仍处在升温之中。可以说，中国对新加坡经验的学习，是一种全方位的学习；中新两国间的合作，正朝着全方位、多层次的方向发展。学习新加坡经验不能庸俗化客观地说，新加坡确实有很多经验值得中国学习。无论是新加坡的政治制度、政党建设，还是新加坡的招商引资、城市建设、社会管理等，都有很多独到的东西。他们的做法既不同于西方国家，也不同于东方国家，是独特的新加坡经验。---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如公积金制度、拥车证制度、组屋制度、医疗健保制度、裕廊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