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三国演义》中曹操形象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内容提要】20世纪以来，关于《三国演义》中曹操形象的研究，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其研究内容，主要涉及曹操形象的审美认识价值、“为曹操翻案”，以及《三国演义》的不同版本中曹操形象的差异等；近20年来，研究者则主要运用新的理论视角来透视、解读曹操形象，这有效地拓展了曹操形象研究的审美空间。不过，回顾百年来的曹操形象研究，虽然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但也由此引发了一些耐人深思的问题。【关键词】《三国演义》/曹操形象/研究回顾/存在问题曹操形象是《三国演义》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如从上个世纪初算起，迄今已历百年。百年来，研究者曾就曹操形象的审美认识价值、“为曹操翻案”，以及《三国演义》的不同版本中曹操形象的差异等问题，展开过比较热烈的讨论，发表了许多颇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今天，重新梳理这些研究成果，不仅有助于加深对《三国演义》中的曹操与历史人物曹操的理解和认识，有助于推动《三国演义》研究的进一步开展，而且对于如何正确地研究、评价历史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等，也是不乏启迪意义的。一、20世纪初至新中国成立前的曹操形象研究这一时期的《三国演义》研究逐渐经历了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型，这种转型涉及了文学观念、思维方式、研究方法，以及表述方式等诸多方面；表现在对曹操形象的研究上，学者们虽承传统批评之余绪，尚不脱比经附史式的道德评点模式，但已开始尝试运用西方的美学理论来分析、评价曹操等人物形象。例如，冥飞的《古今小说评林》即以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为依据，指出《三国演义》“极力尊崇关云长，然写来不免有刚愎自用之失；写孔明亦是极力推崇，然借风、乞寿、袖占八卦、羽扇一挥回风返火等事，适成为踏罡步斗之道士，殊与贤相身份不合矣。……综观全书，倒是曹操写的最好。盖奸雄之为物，实在是旷世而不一见者。刘先主奸而不雄，孙伯符雄而不奸，兼之者独一曹操耳。……书中写曹操，有使人爱慕处，如刺董卓、赎文姬等事是也；有使人痛恨处，如杀董妃、弑伏后等事是也；有使人佩服处，如哭郭嘉、祭典韦，以愧励众谋士及众将，借督粮官之头，以止军人之谤等事是也。又曹操之机警处、狠毒处、变诈处，均有过人者；即其豪迈处、风雅处，亦非常人所能及者。盖煮酒论英雄及横槊赋诗等事，皆其独有千古者也”。[1]（P132）这段评论就通过关云长、孔明与曹操形象塑造的得失比较，较为具体地揭示了曹操形象的真实性、典型性和复杂性，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受。胡适也指出《三国演义》并没有将曹操简单化：“平心而论，《三国演义》之褒刘而贬曹，不过是承习凿齿、朱熹的议论，替他推波助澜，并非独抒己见。况此书于曹孟德，亦非一味丑诋。如白门楼杀吕布一段，写曹操人品实高于刘备百倍。此外写曹操用人之明，御将之能，皆远过于刘备、诸葛亮”。[2]鲁迅则指出《三国演义》的缺点之一是将人物简单化、绝对化了，它“写好的人，简直一点坏处都没有；而写不好的人，又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其实这在事实上是不对的，因为一个人不能事事全好，也不能事事全坏。譬如曹操他在政治上也有他的好处；而刘备、关羽等，也不能说毫无可议，但是作者并不管它，只是任主观方面写去，往往成为出乎情理之外的人。”不过，鲁迅又指出，从客观效果上讲，“作者所表现的和作者所想象的，不能一致。如他要写曹操的奸，而结果倒好象是豪爽多智”。[3]显然，鲁迅也是基于现实主义的美学思想，以真实性、典型性等审美标准来评论曹操等人物形象，才作出这些精辟的论断的。而李辰东则针对胡适《三国演义序》对《三国演义》所作的否定性评价，围绕着人物塑造，以曹操等为例，通过《三国演义》与《三国志》的比较，指出作者在塑造人物时采用了歪曲、改正、选择、增加、夸张、捏造、附会史实等多种手法，并没有“拘守历史的故事太严”，“想象力太少，创造力薄弱”，当然也不是“搜罗一切竹头木屑，破烂铜铁，不肯遗漏一点”。此外，李氏还探讨了罗贯中改塑历史人物性格的动因，指出作者是站在平民的立场上来写作的，“他的同情心当然也放在平民身上，于是平民建立的帝国自然成了正统，而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