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柳时评杂文一家亲在我看来，"杂文'和"时评'，就像《红灯记》里说的"隔着墙是两家，拆了墙，其实就是一家。'而且这"墙'，更像是人工垒砌的，并不是自然就有的，起码在我的眼里，这墙是不该存在的。这种看法，也许是我早年做编辑时落下的毛病。记得从前做编辑时，通常的报纸都是要配发"言论'的，而这"言论'，往往会被植以楷体，饰以花边，并被置于版面的右下方，以此来醒人眼目，招徕读者。这，往往就是所谓的"杂文'或者说是"时评'的前身。?近些年来，随着时代的变迁，或者说是随着媒体的演化，"应运而生'的"时评'们，往往展现在了"杂文'平素所居的位置上，起着往昔"杂文'所起的作用，所以愚钝如我者，对于它俩便总是难辨其鲁鱼亥豕；一如我总是分不清邻家的那对孪生兄弟。?有的时候，自己倒也"不耻下问'（对不起，我用错成语了）地问过一些人，问这"杂文'与"时评'到底该如何区分？倒也总是有高人为我解疑破惑，指示迷津，说"杂文'是文艺性的社会论文'，是"战斗的阜利通'，而"时评'那么仅仅是"对新近发生某一事情的一种评述'。猛然一听，这些解释倒也入情入理，深中肯綮，自己也似有所悟，可是留心一想，就又觉得有些晕，像是坠入了五里雾中。由于在现实生活中，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地概括把握这些评判尺度。譬如说，鲁迅先生的《纪念刘和珍君》，《论雷锋塔的倒掉》，不都是"在评述新近发生的某一事情'吗？可它们又都是百分之百的"杂文'呀！许是这等起因，我每每读到此类文章时，便不去刻意区分哪篇是"杂文'，那篇是"时评'了，一概地将它们视作"杂文'，视作媒体的"眼'，甚至视作媒体的"旗帜'或"灵魂'。于是在我的眼里，"杂文'和"时评'就没有正房偏房嫡出庶出这些概念。佛看众生都是对等的，我觉得"杂文'和"时评'在本质上其实并没有多大的识别：它们俩都该是有感而发的，都该是直面现实、激浊扬清的，都该富含理智和情感的，都该是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喷涌），其也都揣着崇高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这是它们的共同属性，也是它们共同的根（若是没有了这些，或许就连它们自身都没有了）。既然如此，"杂文'和"时评'就该是同一性质的东西，就像是同一事物的两种称呼，即便是统一地被唤作"杂文'，貌似也没有什么不妥。?若问两者有没有识别，依我看来，仅仅是有写得好与不好这一个识别。平素无事时，我会冒出些怪念头，认为这类文章，假若写得好，便是"杂文'；假若写得不好，便成"时评'或者"事评'了。当然，这是玩笑语，汪不得真。?不过，有时想想，这"杂文'和"时评'，若以兄弟作喻的话，貌似倒有点儿像是同母异父的。由于"杂文'更具"文学'的秉性，是可以归类于"艺术'的；而"时评'那么流淌着"新闻'的精血，更像是"新闻'家族里的一位成员。也就是说，就文化意蕴而言，"杂文'要比"时评'隽永些，筋道些，厚重些。而"时评'，因其与"新闻'有着撕扯不清的血缘关系（没有"新闻'，便没有所谓的"时评'。而有些"时评，只是对"新闻'的一种改写，一种复述，即便是对"新闻'有所阐释，"时评'的写也往往是在匆促地说着自己并不熟谙或未经自己深入调查的事情，所以就显得有些苍白或浅薄，其信息量或深刻性并没有超越"新闻'本身，也没有化蛹成蝶的的神来之笔或神来之思，不能给读者带来更多的启迪），所以更具了"新闻'的某些特征。在通常处境下，"新闻'的"生命'只有"一天'，所以我觉得，"时评'若不能超越"新闻'，就会像个（每每遇到点事儿总要东说说西说说那样的）小市民似的不招人待见了，或者说，"时评'的写若没有高于普遍读者或高于普遍记者的某种真知灼见，其作品就很难逃脱其蜉蝣般随生随灭的宿命（当然，若是要求时评的写们都像杂文经营杂文那样去经营他的每一篇"时评'，他非累得吐血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