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遗产和历史传统1949年以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是四千多年有明晰纪年的中华文明史上继夏商周、秦汉、隋唐、元明清以后的第五个“大统一”时期。当代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遗留问题”主要是香港问题、澳门问题和台湾问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前后完成的香港回归、澳门回归，是当代中国“一国两制”的“国家统一”大业的重要里程碑，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标志。进入21世纪以后，当代中国“国家统一”大业的“重中之重”就是实现大陆、台湾海峡两岸的“和合”，圆已经延滞了几代人的中华民族“大团圆”、“大统一”之梦。当代中国“国家统一”大业，是在继承古代中国和近代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遗产和历史传统的基础上向前推进的。进行当代中国“国家统一”模式的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进行解决台湾问题的“一国两制”方案的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必须全面、系统和深入地清理和总结古代中国和近代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遗产和历史传统，从中汲取积极的思想营养。一自公元前2070年姒启建立夏朝，肇以“中国”为文明元点的“天下观”发轫，至1840年西方列强以资本主义文明的“血与火”叩开封建制的清朝“闭关锁国”之门，灌输给已经边缘化的近代中国以国际关系、国际法的“世界观”，有近四千年明晰纪年的古代中国，虽然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是天下“定于一”的“大一统”却始终是历史发展的主旋律，是中华各民族共同的政治理想和道德观、价值观。综观自“王朝国家”至“民族国家”的近四千年古代中国的中华文明史，有四个大统一的时期，即夏商周(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771年)，秦汉(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隋唐(公元589年至公元907年)，元明清(公元1279年至公元1840年)。统一时间近两千七百年，三分之二略强。有三个大分裂的时期，即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三国、东晋和十六国、南朝和北朝(公元220年至公元589年)，五代十国、北宋与辽、南宋与金(公元907年至公元1279年)。分裂时间逾一千二百年，三分之一略弱。可以说，古代中国“国家统一”是主流、是常态，分裂为支流、为变态。一部中华文明史就是一部“国家统一”史。据考古学推论，中华文明缘起本土并多元，其凝聚力的核心是黄土高原—黄河中下游的华夏—汉族[1]。“三皇五帝”时期，华夏族已经兼容并蓄周围各异族，融合成为一个民族实体，并统一了黄河中下游的各部落联盟。夏商周时期，禅让制的“公天下”嬗变为世袭制的“家天下”，统一的奴隶制国家的疆域已经“分土而治”，自黄河中下游至长江中下游。当然，这个大统一时期的所谓“国家统一”是幼稚的，其统一的范围、规模和程度非常有限，西周逾千诸侯国林立的“分封制”就是典型的案证。但是“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诗经·大雅·---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民劳》)的“天下”统一观已经开始萌芽。“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北山》)，已经成为西周有野心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憧憬的政治理想。春秋战国时期，大分裂酝酿大统一，自春秋五霸的“弭兵”至战国七雄的“合纵”、“连横”，在诸侯“尊王攘夷”的兼并战争中，“中国”的疆域不断拓展，各国的“分土而治”的封邑制也逐步向“分民而治”的郡县制过渡，各国内部的“小统一”率先实现，为秦始皇的“大统一”奠定了基础。春秋战国时期，因困厄于大分裂的政治现实，“大一统”的政治思想在各国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中萌发。孔子“笔削”《春秋》的原则就是“大一统”。《春秋公羊传》曰：“《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春秋公羊传》成公十五年)。孟子释疑“天下恶乎定?”亦云“定于一!”(《孟子·梁惠王》)。在“百家争鸣”中，各国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已经视“国家统一”为“中国”历史发展不可逆的大趋势，甚至已经有人开始具体阐述“大统一”国家的“行政管理制度”。《尚书》的《禹贡》讲大禹时将天下划分为九州(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和“五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