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社会激励的探究摘要：庐州府自古素有“淮右襟喉，江北唇齿”之称，民风一直以淳朴为名，明清时期该府区以忠臣、义行、节烈、孝友为激励的对象，综合运用旌表门闾、赐匾建牌坊的精神激励和实物赏赐、优免差役的物质激励，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激励效应。关键词：庐州府；激励；措施：K24文献标识码：A：1672-1101（2017）06-0008-05Abstract：Luzhougovernmenthasalwaysbeenknownforitssimpleandhonestfolkway.DuringtheMingandQingdynasties，withthecomprehensivesocialincentivemechanismofspiritualandmaterialencouragement，Luzhougovernmentmadethepracticesofloyalty，justice，chastenessandfilialpietyastheobjectsofincentive，andachievedgoodeffectsinpolitics，economyandsociety.Keywords：Luzhougovernment；incentives；measure?F代激励理论认为社会激励是指：“一定的社会系统为引导其成员的价值观念、行为指向和行为方式，以利益关系为主线，按一定的标准和程序将社会资源分配给社会成员或社会群体，满足他们的需要，以实现他们所认同的社会目标的过程。”[1]44意思即为社会制度确立之后，统治者要维系一定的社会秩序，进而实现所期望的社会目标。为此，社会要提倡一系列与此目标相符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制定有关的激励标准，凡是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社会就予以褒奖和鼓励，分配给较多的社会资源。作为稳定和促进社会管理的激励措施历朝历代都予以重视。明清时期实行以旌表儒家传统忠孝节义的激励方式，达到维护整个社会秩序的作用。而其辖的庐州府自古素有“淮右襟喉，江北唇齿”之称，民风一直以淳朴为名，然其濒临的巢湖匪患丛生、水旱灾等自然灾害不断，但社会却一直保持稳定并以淳朴为名，这与该地方实行的有效社会激励措施密不可分。故此，庐州府地区所实行的激励措施经验，值得我们去借鉴。一、明清时期庐州府社会激励的对象现代学者认为：“激励是指通过一定的刺激促使人的某种思想、愿景和行为产生的过程”[2]。由此不难看出，激励的对象主要是指人。我国古代时期对于人品德的重视要多于才能，孔子言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砥砺自己的品德被认为是首位。社会民众多对于品德美好的人报以敬仰之情，故而社会激励的对象多为德行优众的道德楷模，明清时期道德好坏评判标准完全以是否符合儒家传统伦理为主，具体来说激励的对象主要为忠臣、义行、节烈、孝友四类。（一）忠义之臣明清两朝时期庐州府涌现出了大量的忠义之臣，他们或是为守卫自己故乡力战而亡、或是随军抵御外侮、浴血奋战，或是被俘不屈而身亡，在面临生死与忠义之间的选择时，他们最终选择“死轻于义，故蹈义而捐生”。《庐州府志?忠义传》开篇叙述了对这些忠义之臣的褒奖：“（他们）竭力忠贞、非曰求名、浩气所积、川溢狱灵、克符志节……采访贵详而激励名声”[3]卷35。明末张四哲，合肥人，崇祯年间率领弟四美、四奇与敌战于合肥城下，失败后率领弟弟弟媳及妻女全家一十五口投井而亡，乾隆四十一年赐祀忠义祠[3]卷35。舒城人胡守恒，举全家之力以赈济荒灾，后张献忠攻陷舒城县城，守恒被俘骂不绝口，被惨烈杀害。后赠少詹事、谥文节、赐祭葬，并荫其一子入太学[3]卷35。咸丰年间合肥人郭泽宏，咸丰三年（1853年）合肥县城被陷，郭泽宏先使其继室汪氏、弟媳王氏及其幼媳纷纷投井而死，后自己亦投缳而死，其弟泽宜亦投井而死，子振基、振兴则在水西门练兵守城，与敌交战后阵亡，后一家均崇祀于昭忠祠[3]卷35。以上史料中所列举的只是明清时期庐州府地区的几个代表人物，事实上由于朝廷和地方所采取的有效激励措施，此地的忠臣义士不断地涌现，以《光绪庐州府志》上的记载，仅咸丰年间庐州府忠义之士所受的褒奖的数量就达到了546人，以这些忠臣义士为楷模，不断激励着民众去效仿，便在此地形成了一股忠于君主的风气，从而达到了统治者的激励目的。（二）孝子孝女传统中国社会是以家族为中心、以宗法伦理为基础建构的，故而“孝”便成为了其中的核心内容。《光绪庐州府志?孝友传》开篇明确讲道对孝行进行激励的缘由：“克孝于家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