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我们的城市一起成长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对于当时小儿常见、多发的感冒、腹泻等病，在家长之间就流传着这样的话：“只要到新华医院配一两瓶红、绿药水，一两天就好了。”以现代医学的眼光看，这话真是“老百姓的语言”，不专业、不科学；但它所反映的，其实是人民群众的认同与信任。专业与科学所追求的，不正是这个么？今日的新华医院依然如此，虽然它已是一个各科室“全面发展”的巨人。医院与患者、医院与社区、医院与城市的和谐互动，浓缩在这所新上海首家自建的大医院半个世纪的经历中……无须讳言，上海的医疗水平，在全国数一数二。而其中最耀眼的光芒，无疑是由位于“塔尖”的三级甲等医院放射出来的。上海的“三甲”，多有教会医院或红十字医院的传统，有上百年的院史，亦不乏以两院院士为“镇院之宝”。若以这样的“家世”来考察，新华医院在上海滩的资历真的不算深。但在它的故事里，仍然有别人难以复制的意义——它是解放后上海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医院。从诞生到成长，新华医院经历的种种变迁，都与新上海的发展紧密相连。医院与城市在这半个世纪中一起迈出的每一步，都值得珍视与铭记。“诞生在火红的年代”“你诞生在火红的年代，你沐浴着阳光站起来……”《新华之歌》这样唱道。1957年，上海高等教育和卫生主管部门按照当时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的要求，由上海第二医学院（即后来的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现交通大学医学院）在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内建立了儿科医学系的教学基地。但是，因为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基地所属的病区、教室、学生宿舍和场地等都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扩建新院的工作很快就成为当务之急。新医院最后落户于上海市产业工人最集中的杨浦区，这和它已故的首任院长曹裕丰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当时，医院筹建组曾在市中心多处觅址，先后考虑过锦江饭店、衡山饭店及上海纺织工学院周边的一些地点，都最终未果。但与此同时，时任二医儿科副主任、新医院筹建组组长的曹裕丰却有了新的想法：---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既然要为工人服务，就要站得高，看得远，到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到人口众多的地区去。”他提出，杨浦区人口多，产业工人更多，是我们发展和服务的方向。上海第二医学院领导和儿科系领导集体支持曹裕丰的意见。选址的眼光因此投向了上海的东北角，并与榆林区中心医院的建设重合到了一起——当时的上海共有18个区，今日的杨浦区主要是由当年的杨浦、榆林两区合并而成，五角场、邯郸路一带则是从北郊区划过来的。新华医院的创业充满了五六十年代特有的气氛。医护人员既治病救人，又参与基本建设；白天门急诊，晚上还有义务劳动。因为上级拨给的预算有限，院内的中医科门诊、中药库房、实验室、动物房、技工间、木工间、浴室、废品间、堆煤场等等都由员工自觅材料、自行搭建，虽然造得简陋，却实实在在地管用了好多年。院内近七千平方米的水泥路面，也是员工们亲手铺设的——上班是穿白大褂的，下班后换一身衣服就来学着挖路基、铺石子、运黄沙、拌水泥。中心大道和通向儿科大楼的水泥路拓宽工程，靠的还是挑灯夜战。老医生们回忆说，那时候的晚上，铁锹拍打路面的声音和欢畅劳动的号子交汇成一片，繁忙而热烈。晚上11点钟，食堂为每人备上一碗菜泡饭，吃完后各自回家，第二天照常准时上班。在建院之初，新华医院的医务人员及各种专业技术人员都是从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的第九人民医院、广慈医院、仁济医院和上海市宏仁医院等陆续调入的，是来自全市四面八方的“空降兵”。为了请来名医，曹裕丰也一度伤透了脑筋，跑断了腿。由于筹建的新医院位于杨浦区的“下只角”，偏远在市区一隅，交通不便，不少调入的人员有顾虑，不肯来报到。曹裕丰就逐一登门拜访，做思想工作，发出真诚的邀请。他为邀请一位知名专家，曾先后九次亲自登门做工作，对方最终被曹裕丰的真情所感动，不仅自己来了，还动员了其他四名骨干医师一起前来。第一批报到的专家有妇产科田雪萍、外科何尚志、胸外科梁其琛、内科李丕光、肺科朱尔梅、儿内科齐家仪、耳鼻咽喉科毛承樾、眼科曹福康、中医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