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文明冲突论”的合理成分“文明冲突论”是冷战之后广受争议的理论范式之一。自1993年，美国《外交》季刊发表了塞缪尔•亨廷顿的文章《文明的冲突？》之后，一场持久而又热烈的争论由此展开，一直到1996年亨廷顿出版了他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这场争论扩展到了全世界。在关于“文明冲突论”的争论之中，多数的学者对于“文明冲突论”持批评的态度。他们认为文明不是冲突的根源，不同文明之间可以相互借鉴和学习并且能够和谐相处，挑起文明之间的冲突是危险的和不合时宜的，同时他们也指出亨廷顿夸大了文明因素在现实政治中的作用。在这些批评之中，有些学者无疑对于亨廷顿的偏颇做出了一定的纠正，但是大多数学者曲解了亨廷顿的本意，并有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语言批评“文明冲突论”，进而也歪曲了“文明冲突论”的主旨。对于一种理论范式应该从辩证的角度来分析，既要看到其不合理的成分，同时也要指出其合理的和有价值的局部，只有这样才能对一种新的理论范式做出准确与公正的评判。本文主要是在借鉴和学习学者们对“文明冲突论”广泛批评，对“文明冲突论”进行再次解读，以指出其合理成分。一、整合了利益与价值因素在国际关系理论的实践中，现实主义在学术界乃至政界都颇受青睐，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每涉及到一个具体的国际问题时，学者们都会从权力和利益角度进行分析。亨廷顿也认为，现实主义模式对于分析国际事务和解释许多国家行为来说是非常有用的起点。［1］但是历史却和现实主义理论开了一个极大的玩笑，对于苏东剧变、冷战的结束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现实主义理论既没有预测到也没有能够做出解释。后冷战时代，现实主义的解释力进一步受到削弱，究其原因主要是现实主义忽视了价值因素在实际政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亨廷顿将现实主义的分析模式概括为“国家范式"(StatistParadigm)。［2］他认为在现实中，价值因素和利益因素是相辅相成的。亨廷顿成认民族国家仍然是世界事务中的最有力的行为体，但是它们却分属于不同文明。国家的利益有赖于价值的因素来界定。价值、文明、体制深刻地影响了国家如何界定它们的利益，具有类似体制或文化的国家会看到它们之间的共同利益。民主国家同其他民主国家有共同性。同时亨廷顿也提到了“人们并非只靠着理性而活着。只有界定了自我之后，他们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候才能理性的筹划和行动。利益政治以认同为先决条件［3］中国学者王缉思是这样解读亨廷顿的，他说：“所谓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都只能是国家、民族内部各种利益的交织，也只能是领袖和精英们通过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框架认识到的利益。”［4］概而言之，利益和价值之间存在着一种辩证关系，具体表现为利益需要价值来界定，而价值需要借助利益的实现得到彰显。另一方面，利益因素的前提假定就是行为体自身是理性的，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人的行为是可以预测的，但是现实当中，确实存在着诸多的非理性因素影响行为体做出正确的选择。从某种程度上讲，价值因素就是一种非理性的因素。亨廷顿一直认为恐惧、忌妒、仇恨和自我牺牲等一些列人类的情感对理解政治是必不看少的。［5］文化与认同是这种非理性因素的主要内容。在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中，正是通过高度关注文化和认同在冷战后世界政治中的作用，亨廷顿才---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勾画出了自己的文明的地图。在现实中，关于利益与价值相统一的例证比比皆是。比方美国的大中东民主计划就有对利益与价值的考量。美国推出的“大中东民主计划”的目标是民主改造中东，美国认为中东地区的不民主制度是该地区滋生恐怖主义，产生反美、反西方情绪的深层原因，在美国人的思想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民主和平论”，即民主国家之间存在广泛的认同，彼此之间更容易亲近。可以说，如果美国按照自己的意志实现了既定目标，那么美国的利益就得到了实现。而在这其中，美国主要是通过价值因素实现其现实利益的，推行美式民主与美国的国家利益是一致的。综上，无论在理论层面上还是在现实层面上，价值因素都是不容忽视的理解国家政治的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