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自爱国运动的现实意义之我见2010-08-31|阅读：461|作者：徐晓鸿今年是中国基督教发起三自爱国运动60周年，60年前，新中国成立之际，中国教会的前辈们顺应时代的要求，为在新中国找到一条建设中国教会的途径，毅然发起了割断同西方差会关系的三自爱国运动，得到了广大基督徒的热烈响应，基督教从此在中国获得新生。三自爱国道路的实践证明，这是基督教在社会主义中国唯一正确的选择，它使中国基督教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也为基督教在社会主义社会办好教会作出了有益的探索。中国基督教今天的蓬勃发展离不开三自爱国运动，三自爱国运动创造性地开创了合而为一的“后宗派时期”的中国教会，为普世基督教作出了贡献。一、三自爱国运动产生的根本缘由“三自”一词由来已久，最早完整地把自治、自养、自传这三个词放在一起的是十九世纪中叶的英国人亨利·樊[①]，此后在传教方法上提出“倪维思原则”的传教士倪维思（JohnL.Nevius，1829-1893）以及蒲德立（JohnButler）、汲约翰（JohnC.Gibson）、罗兰德·爱伦（RolandAllen）等都提出过相同或近似的主张。当然，这些传教士主张的“三自”和新中国教会提出的三自爱国运动是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的，因为说到底，在传教运动的历史背景下，传教士维护的是差会的利益，一些传教士在殖民扩张中曾扮演过不光彩的角色，要传教士们跳出历史局限的窠臼，本身恐怕也是强人所难，所以这是历史的或者说是那一时代的悲剧；而三自爱国运动则是从根本上维护中国教会的独立自主，在新中国把教会建设得更好。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基督教获得了新生。以往不少文章一提到三自爱国运动的发起，总会自然地想到要割断同帝国主义的联系，我们应当注意，在被称为“三自宣言”的《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中，第一段除了背景的介绍之外，开宗明义地提到了四个“为要”，即“为要提高我们对帝国主义的警惕，为要表示基督教在新中国中鲜明的政治立场，为要促成一个为中国人自己所主持的中国教会，为要指出全国基督徒对新中国建设所应当负起的责任”[②]，我们如果从顺序来看，割断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以及表明政治立场当然成为首要的，但是，这只是就当时的社会背景而言的，三自爱国运动产生的根本缘由，按照吴耀宗先生的说法：“中国的解放，给基督教带来了一个不易了解，而却又非应付不可的现实。”[③]正是这一现实，促成了教会领袖们思考中国教会的未来之路，于是提出了“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这即是说，三自爱国运动发起的根本缘由并不是为了控诉帝国主义，如果是那样，三自爱国运动就会是一个短暂的、阶段性的使命，而实际情况是三自爱国运动从产生之初就是为了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办好教会，按三自原则办好教会就成了一个长期的目标。1956年，在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第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上，由吴耀宗所作的《关于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报告》总结了“三大见证”、十大任务”，其中第一个见证就是“实现中国教会三自的见证”。这更加说明了“完全实现了自治、自养、自传的中国教会，使中国的信徒更能效忠于基督，更能为基督的福音作美好的见证”[④]。中国教会通过三自爱国运动见证了上主莫大的恩典，为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办好教会开辟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总结三自爱国运动，主要有这样几条经验：三自爱国运动的核心是实现和维护中国基督教的独立自主；三自爱国运动的目的是办好中国教会，办好中国教会必须以三自原则作指导；三自爱国运动一贯强调增进团结，坚持信仰上彼此尊重的原则；三自爱国运动是中国基督教与新中国相适应的重要举措，要真正做到相适应，必须开展神学思想建设[⑤]。二、三自爱国运动在当代中国的意义这个题目也可以换一种说法，即：在新时期为什么还要坚持按三自原则办好教会。这是由于三自爱国运动及其组织（指基督教两会）在新时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主要表现在：第一，维护中国教会来之不易的独立自主。上世纪50年代，通过三自爱国运动割断了同帝国主义的联系，彻底摆脱了外国差会对中国教会的控制，收回了中国教会的主权，三自爱国运动改变了基督教在国人心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