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和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线索牟安世在近代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中，反对外国教会侵略和统治的斗争，即简称为“教案”或“反洋教运动”者，实际上占有一个十分重要和相当显著的地位。它历时最长，差不多跨越整个十九世纪下半个世纪；它分布最广，几乎遍及全国各省和各地区；它次数最多，从鸦片战争后一直到义和团运动期间，“仅就由于传教士引起的大小教案”而论，就“共达四百余起”（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在这四百余起教案中，作者还按地区举出了较为重大的教案约有二十五起，其中发生在四川省的就有酉阳教案、黔江教案、营山教案、邻水、江北厅教案、重庆教案、大足教案和成都教案等七起，约占百分之二十八，可见四川是近代中国重大教案爆发次数最多的地区之一。）之多。我们所熟知的义和团运动，就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和统治斗争发展的最高阶段。由于受到题目和篇幅的限制，本文只能单就反洋教运动的性质和历史作用来谈；而谈到这两个问题的时候，笔者发现自己的观点和李时岳同志一些文章中的有关看法很不相同，因此就把我的看法提出来同他讨论。在讨论过程中，势必涉及到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线索问题，这样也就只好一并在这里进行商榷了。（关于李时岳同志的有关论点，主要见于他的《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一文的“关于义和团战争”一节，见《历史研究》一九八四年第二期第129—131页。在讨论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线索时，还要涉及到他的另一篇文章，即《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见《历史研究》一九八○年第一期。本文在引用上述两文时只用引号注明，不再注明出处。）一、近代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和统治的斗争的性质问题在《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一文中，李时岳把义和团运动区别为“两部分内容：一是从六十年代开始的反洋教斗争的新高涨，一是反对八国联军侵略的战争”。他认为：“从历史地位看，具有重要性的是反侵略战争而不是反洋教活动”。可见，他是把“反洋教活动”同“反侵略战争”割裂开来看待的；我们则认为，反洋教活动也具有反侵略性质，此其一。他还认为：“反洋教运动，从来就不具有农民革命的性质。”至于“义和团战争本来就不是农民运动”，“把义和团战争看成被歪曲的农民革命，不能不说是性质上的误认”，等等。为了研究的方便起见，可以就两部分内容来分析义和团运动；但是这两部分内容不能完全被割裂开来，因为它们毕竟是构成义和团运动的一个有机整体。至于反洋教运动，我们则认为它具有农民革命的性质，作为它的发展的最高阶段的义和团运动也是一场农民革命运动，此其二。这是我们同李时岳在关于评价反洋教运动、义和团运动的性质上的两点重要的意见分歧。问题的关键在于：外国教会对近代中国是否进行过侵略和统治？传教士是否是侵略者和统治者？这个根本之点一解决，性质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如果说外国教会确曾对中国进行过侵略，传教士确曾扮演过侵略者的角色，那么中国人民对它们的斗争就无可置疑地具有反侵略的性质。如果说外国教会对所在地区的中国人民确曾进行过统治，传教士也确曾扮演过统治者的角色，那么中国人民对它们的压迫和剥削所进行的斗争就具有农民革命的性质。不能说中国人民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针对中国统治者才是革命，针对着洋地主和洋统---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治者就算不得是革命。尽管斗争规模有大有小，有时甚至小到不过是一个地方性的“骚动”或“暴动”，但不能改变这种斗争的反侵略性和革命性，不能改变近代中国人民反洋教运动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性质。1、作为侵略组织的外国教会和侵略先锋的传教士就世界史的范围来说，基督教传教士在近代资本—帝国主义列强掠夺殖民地罪行中所起的先锋队的作用，乃是欧美殖民主义扩张史上众所周知的事实。他们当时认为，在要把全世界变成他们的殖民地的侵略“事业”中，基督教各差会实居于主要地位，“事实证明，传教士是英帝国了不起的尖兵。”“在扩大英国殖民地方面，有一个团体比其他任何人有更多的贡献，那就是传教士……所进行的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