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原罪”与历史功绩(1)从组织管理的角度看，现代社会有三大支柱：一个支柱是政府官员。纳税人花费一大笔钱让他们管理政务，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保护公民的安全和自由。第二个是知识分子和非政府组织的组织和管理者。他们不但担负着科学文化的传授、研究、更新等重任，还要批评和监督政府，维护自身的权益，发展社会的自治事业。第三个，企业家，是社会经济生活的主要组织者。三者缺一不可。商业化是现代社会运行机制的重要基础，商人（企业家）是社会财富的重要创造者。中国思想文化的重大问题之一，是没有理直气壮为商人创造财富的历史功绩讲话。有过实业（工业）救国的呼声，但是从20世纪开始，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思潮常盛不衰。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提倡民生主义，主张土地国有关系国计民生的工业和交通企业国营，“毕其功于一役”，冀图限制私营企业和私营企业家（商人）的发展。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知识分子（后来演化为研究系），曾反对孙中山土地国有的错误主张，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的悲惨景象，也宣称“同人确信社会生计上之不平实为争乱衰弱之原，故主张土地及其他生产机关宜力求分配平均之法。”1到了20世纪30年代，这个思想流派的部分追随者（以张君劢为代表）组织中国民主社会党，提倡国家社会主义，提出要学苏联的计划经济，“国家以公道与平和的方法吸收或转移一大部分私人经济的社会生产上剩余价值而由国家用于再生产。”2研究系的重镇张东荪在40年代也主张以苏联为榜样，放弃经济自由，以计划经济取而代之，“对外贸易完全由国家办理”，办集体农庄；对失去经济自由后，他所珍视的思想、学术和言论自由就失去生存的基础毫无警觉。3国民党则继续讲民生主义。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国民党、共产党以及中国民主同盟等中国各派主要政治力量在经济领域里的纲领居然基本上是相同的。背后的共同理念是：私营经济和私营企业家是社会不公乃至罪恶的源泉，因此，所谓关系国计民生或经济命脉的企业、矿山和铁路、航空等必须掌握在国家手里，从而为效率很低的国有企业的大量扩展提供了依据。这些情况表明中国的社会精英不成熟，对现代主流文化缺乏全面、深刻的了解，没有把经济自由放到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的基础位置。再加上中国有深厚的泛道德主义的传统，经常把道德判断摆在整个社会评判的首位。于是，面对西方社会出现的世界性的难题：什么是社会不公的根源和对策？极端思潮乘虚而入，认为富人特别是商人是罪魁祸首，消灭他们就是消灭罪恶，是建立公正社会的前提。看待社会问题，书生议论、政治家决策和历史学家的评判三者应该有别，各有各的价值。书生（知识分子）有揭露、批判和监督的义务。处士横议，言论自由，意见纷纷，揭露矛盾，推动改革，才会天下太平。政治家则要瞻前顾后，全盘考虑，尊重民主、法治，通过制度性的民主程序冷静决策。合格的历史学家既不是政治家的吹鼓手，也不应迎合极端思潮，他们的责任是冷静、客观寻求历史真实，公正地评判是非，为后来者提供鉴戒。关于财富和商人、企业家，我想有几个观念应该认真清理：头一个是对资本主义发展的看法。过去比较极端的批判家将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的罪恶夸大了，将工业化过程中工人的贫困夸大了。这些错误观点在中国的知识层中至今仍然影响很大。其实，国外一些学者早已指出，随着产业革命，包括童工、女工在内的整个工人生活水平是提高的。产业化、工厂制度的特征就是商品大批量生产，带来多数人生活水平的提高。从早期的纺织业到20世纪的汽车产业，如果不面向大众，能够生存和发展吗？对童工的残酷剥削是控诉资本原罪的最激动人心的证据；但是，人们不应忘记产业革命前儿童的死亡率很高，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儿童死亡率大幅降低。“资本主义在英国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就是工人的生活水平不断趋于提高的过程。”4这个结论与中国人所受教育差别很大，却有可靠的数据为依据。以英国为例，“就实际工资而言，林德特和威廉森对1755——1851年不同工人群体成年男性从业者实际全时工收入趋势的研究数据表明，农业工人的实际工资1851年与1755年相比，增长了约52.8％，非熟练工人同比增长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