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善洲与住房的故事新华网昆明3月6日电（记者杨跃萍）XX省原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的家，坐落于XX县姚关镇一个宁静的小山村，虽简陋，却温暖。房梁上晾晒着金灿灿的玉米，院落外牛壮羊肥。看过去很普通的几间砖瓦房，是201X年才建起的。村里人说，他们家原先的房子是全村最差的。在这儿，杨善洲的妻子张玉珍抚养三个女儿成人，为婆婆养老送终。过日子点点滴滴的难处，说不尽、道不完。家里盐罐空了，张玉珍和大女儿背起竹箩，走半天进山林，采野果。积满两箩，背到镇上卖，一箩卖得两三元，买盐、买针线。一天母女俩卖野果时遇到镇上一位熟人，这人开玩笑说：“你丈夫在城里当大官，你怎么还卖野果呀？”张玉珍淡然地说：“他当官为国家，又不是为我当。”抱着“他去工作凭他去”想法的张玉珍，和大女儿一辈子没有离开小山村。张玉珍到过最远的地方就是100多公里外的保山城。坚守老屋的张玉珍，一直希望盖一所结结实实的房子，为一家人遮风避雨。辛劳一辈子，201X年，已是八旬高龄的张玉珍和大女儿一家终于住进了经过翻修的房屋。一口低矮木柜，尽管长着白白的霉斑，却仍是老两口屋里稍微像样些的家具。翻修老屋家里共花了8万元，杨善洲筹了4万元。这些钱，是老人这几年省吃俭用攒下的。多年来与他一起在施甸大亮山上造林的林场工人们说，这几年老书记的工资一部分用来买药，另一部分就想攒钱给家里盖新房。杨善洲终于遂了一家人的心愿。尽管，实现这个愿望的时间太长太长。杨善洲去世后，他的亲属从老人收藏信件和笔记本的藤条箱中找到一封泛黄的信。这封信写于1970年，老人珍藏了整整四十年。信是全家人委托大女婿写来的，信中说，“不论下大小雨，家里就都是水，晚上连睡都不敢睡，烧火处都没有，两个妹妹一下雨就哭个不停。”这封信没有产生“效果”，家里的房屋依然破旧。1975年雨季，老屋漏雨十分厉害，没有哪处是干爽的。张玉珍让人捎信给杨善洲，让他想办法凑点钱帮助家里修修房子。两个多月过去了，杨善洲寄回30元，并写来一封信给家里：“我实在没有钱，这一点秘书可以作证。眼下农民比我们困难的还很多，作为一个地委书记，别以为我有钱，这一点需要你们的理解。”1987年，他到施甸下乡，女婿来找他，说家里房子又漏雨了，能不能给点钱修缮一下。他还是那句话，“我暂时没钱，这旮旯漏就搬到那旮旯住，攒拢些住。”可当他听说大官市大队成立了茶叶专业组，却缺乏生产资金时，到处借钱，硬是一次凑了800元给专业组送了过去。如此“慷慨”，对杨善洲来说是常事。遇到群众生产生活有困难，他总是从自己兜里往外掏钱“接济一下”。“老书记把‘大家’当成自己的家，怎么顾得上他的小家？”和他共事过的干部说。1995年，杨善洲已经退休回到大亮山林场种树，全家想方设法借了5万元，在XX县城附近买了一块地，勉强盖起一幢新房。盖好房，老伴找到他：“能不能凑点钱，帮娃娃们还还账？”杨善洲东拼西凑只凑出9600元，老伴说，“你几十年就攒了这么点钱？”杨善洲摆了摆手说，“别人不理解我，你还不了解我。”为了不拖累孩子们，杨善洲做主，把盖起没几年的房子卖了。这件事在保山广为流传，人们编成了顺口溜：“施甸有个杨老当（‘文革’期间被定为‘当权派’），清正廉洁心不贪，盖了新房住不起，还说破窝能避寒。”面对一些人不解的询问，杨善洲说：“一个党员，你把自己的家庭搞得富丽堂皇，别人却还过着艰难日子，那么，我们常说的‘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不是成了骗人的假话吗？”有网友这样评价杨善洲：“好人！好官！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杨善洲在‘公德’上无可挑剔，在‘私德’上也能兼顾，是一个可比可学的好父亲、好儿子、好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