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的政策含义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收稿日期:2005-04-08;修订日期:2005-04-25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重点基金项目“我国区域城镇化管理的系统研究”(70433002)作者简介:谢燮(1971-),男,博士,讲师,从事新经济地理学与区域复杂空间格局演化规律研究。3通讯作者E-mail:ykz@https://www.sodocs.net/doc/a68104416.html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的政策含义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谢燮,杨开忠3(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101871)摘要:新经济地理学自11010年诞生至今获得了长足进展,然而对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的实证研究以及相关的政策分析还很少,已有的研究主要针对特定的经济背景和经济结构。该文探讨一般意义上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所体现的政策含义,包含政策的区域附带效应、门槛效应、地区滞后效应、非线性效应、选择效应和协作效应。这些效应对我国的一些区域政策给以启示。在“西部大开发”方面,政策介入的地区滞后效应可能会使“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效果降低;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看,地区间交易条件的改善并非单一的效果,交易条件改善对落后地区可能不利;从区域壁垒的角度看,欠发达地区建立的区域壁垒有其理性成分;“预期实现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为“地方营销”的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持;在劳动力流动方面,户籍制度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可能产生政策的区域附带效应,从而导致区域差异在一定程度上的强化。最后给出政策含义的未来研究方向。关键词: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学;区域政策;中国中图分类号:F119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504(2005)03-0060-050引言新经济地理学从起初通过劳动力跨区域流动所引致的核心—边缘模型[1],到后来通过产业上下游联系驱动的国际专业化模型[2],以及近几年不少文献关注内生增长理论与地理集聚的内在结合,其所关注的地理集聚现象更为多样化,采用的模型手段也更为丰富,模型的基本假设条件逐渐趋于合理化。然而,对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的实证研究以及相关的政策分析还很少[3],主要原因在于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的根本特征———多重均衡所隐含的不确定性为实证研究带来困难。目前已有的模型关注的主题集中在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所体现的“本地市场效应”以及“工资的空间结构”等问题[4],还缺少关于政策分析方面的研究。虽然部分研究隐含的内容能够给政策制定与介入以启示,但很难通过将政策决策者和政策工具融入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来考察政策的区域效应、贸易效应等。由于建模的复杂性,现有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很少能够得到分析解,给福利分析乃至政策分析带来困难。少数研究已作了这方面的尝试,如埃里佐多等[5]针对墨西哥经济发展历程而建立的模型具有很明显的政策含义。该模型揭示了当制造业试图服务于本地较小市场时,产业间较强的前后向联系直接导致巨大首位城市的产生。随着经济开放度的不断扩大,这种联系变得越来越弱,巨大的首位城市也随之变得萧条。换言之,巨大的第三世界首位城市的产生是进口替代政策的副产品,并随着贸易自由化的进程而萎缩。与政策含义相关的另一尝试是博德文等[6]关于区域一体化与税率协调的文章。在欧盟一体化过程中,有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著名的“奔向底层(racetothebottom)”说法,即经济一体化迫使各国将税率统一在最低的水平。如果某国的税率高于平均税率,则其可能留不住可移动生产要素,进而失去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然而该模型显示,由于存在集聚经济,上述论断可能不会真的发生。胡大鹏[7]以中国的区域差异为背景,考察了中国的户籍制度对区域差异的影响,其模型是建立在低技术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迁移的政策限制的基础上。政府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是导致沿海与内地劳动力工资差异的原因。谢燮[8]深化了胡大鹏的模型,将区域间高技术劳动力不完全流动纳入“空间理性”的框架,同时考察了户籍制度对区域差异的影响。上述模型仅针对特定的经济背景和经济结构,要给出一个一般的框架或者将诸多政策变量融入模型一一考察,所要做的工作量巨大。一般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缺乏政策决策者。即使政策决策者和政策工具都包含在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多重均衡的存在也要求对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的政策含义谨慎对待[4]。另一方面,如果确实了解不同均衡的福利效应且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