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谷城《中国通史》在历史编纂学上的成就(1)【内容提要】周谷城《中国通史》力图写出完整统一的中国历史，从体裁的确定到资料的取舍、文字的表述、篇章节的安排，都贯穿着这一撰述宗旨。其结构严谨，观点鲜明，自成体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了我国古代的“通史家风”。【摘要题】史学史研究【关键词】周谷城/中国通史/中国通史编纂【正文】20世纪初，梁启超、章太炎等积极倡导以进化史观为指导重新撰写中国历史，并提出了新型中国通史的写作框架。20世纪30～40年代，形成了中国通史编纂高潮，出版了不少的中国通史著作。周谷城的《中国通史》（注：1939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至1957年再版了13次，1957年修订后，又多次重印。）以其独创的通史编纂理论和严密的体系，成为这一时期中国通史代表作之一。当年开明书店重版《中国通史》的广告（见1948年出版的《中国通史》下册）曾自豪地宣称：“书中有任何其他中国通史著作中所未曾运用过的史学理论，未曾采录过的新鲜材料，未曾使用过的编制方法。”周谷城的通史编纂理论及其方法，是20世纪中国通史研究和编纂的珍贵史学遗产，对当代中国通史的编纂仍有参考价值（注：张志哲《〈中国通史〉与周谷城教授》（上海《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杨志刚《略论周谷城研究中国史的特点与成就》（《社会科学》，1998年第11期）、孔繁敏《纵论古今，横说中外——周谷城史学成就述略》（《历史教学问题》2001年第2期）等文章对周谷城的“历史完形论”及《中国通史》的成就，有一定的研究。）。一、维护“历史自身之完整”的编纂旨趣新型中国通史的编纂发展到20世纪30～40年代初逐渐走向成熟。这一时期，不少中国通史编纂者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通史编纂理论。钱穆研究历史着眼于“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认为中国通史著作，一方面要写出国家民族以往文化演进的真相，找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源泉，民族之精神；另一方面要指出国家民族最近病痛之征侯，为有志于改革现实者所必备之参考[1](引论)。张荫麟关注于通史著作的可读性，重视选择史实的标准、统贯史实的范畴、文字表达方式，要将所纂之《中国史纲》写成一部人人喜欢阅读的史书[2](自序)。吕思勉以为人类的一切现象无不与文化有关，其《吕著中国通史》分上下篇，上篇中国文化史，分门别类叙述各种典章制度、学术文化，下篇中国政治史，叙历代之治乱兴衰[3](自叙)。周谷城《中国通史》则旨在写出统一整体的中国历史，显示出历史的有机组织和发展规律。他曾说：“我著《中国通史》时曾力求得到通史的统一整体，其初版导言曰《历史完形论》，意在指出历史事情的有机组织和必然规律。”[4](我是怎样研究世界史的)这里的“历史完形论”就是所谓《中国通史》所运---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用的其他中国通史著作中未曾有的史学理论，其核心是如何写出统一整体的中国历史。后来周谷城又将历史完形论贯穿于其《世界通史》之中，编著《世界通史》时，他首先考虑的也是“统一整体问题”。若干年后，他依然强调：“今后编纂世界通史在认真审核史料的同时，务必力求有统一整体和有机组织，以便得出历史的规律性。”[4](我是怎样研究世界史的)这表明，写出统一整体的历史是周谷城通史撰述的追求和目标。周谷城认为，史料只是历史的记录或历史留下的痕迹，史观则是人们对历史的看法，二者都不是历史自身，历史自身是客观独立存在的人类过去的活动。“史料史观都非历史，然则独立存在，不因吾人之知识而始存在之客观的历史，究竟是什么呢？这很易回答，即人类过去之活动是也。”[5](p.4)所以，历史研究的对象既不是史料，也不是史观，而是人类过去的活动。而人类过去的活动是完整统一的，其全体与部分的关系，也像世界上的其他事物一样，部分之所以为部分，只因其构成全体；全体之所以为全体，只因其成于部分。“历史自身是复杂众多的统一整体，它的各个部分互相联系着，互相制约着：既不是空洞的‘一’，也不是散漫的‘多’。”[4](史学上的全局观念)因此，历史研究者应从全局出发，通过对人类活动的各个部分及其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