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农民工讨薪案件存在的问题成因及对策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他们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然而，与之不相称的是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有效保护，农民工的工资经常被无故拖欠。农民工讨薪难已成为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成为一个较为突出的社会问题。本文对农民工讨薪案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找出其成因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一、农民工讨薪案件存在的问题。维权意识较差、方式偏激。2009年12月09日的人民网上一篇新闻为《南京：农民工法律意识淡薄讨薪成功率不足两成》，在大都市尚且如此，小县城可想而知。处于弱势的农民工在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他们往往不懂得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他们要么是沉默，默默的承受不公，要么是爆发，采取极端方式，例如河南商报2010年2月6日报道的4名民工为讨薪软禁工头40多小时，结果讨薪不成反坐牢。随着农民工讨薪的不断诉诸报端，很多农民工在自己讨薪不果的情况下集体走向街头向当地的劳动部门上访或者是所谓的秀，即跳楼等引起媒体的注意，以媒体的力量帮助其讨薪，很少有直接诉诸法院的情况出现。大量案件存在被告恶意拖欠、克扣工资的情况，农民工事后补救成效甚微，在一定范围内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部分农民工会采取理智的方式，通过诉讼来解决争议，但部分农民工情绪激愤，讨要工资方式激烈极端，往往会采取聚众闹事、群体上访、找老板“算帐”等非理性的手段实现其目的，如我院受理的以张某某、苗某某为代表的涉及13名农民工诉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永亳淮高速A8合同段项目经理部拖欠工资纠纷群体诉讼案件。原告大部分是永城的农民工，还有部分来永的务工人员，由于拿不到工资，情绪非常激动，曾到市委政法委上访，造成很大负面影响，对社会治安构成潜在的危机。维权成本偏高。肖卫东在其执笔的《中国农民工维权成本调查报告》中说“为了索要不足在一千元的工资，完成所有程序，农民工维权需要直接支付至少920元的各种花费；花费时间至少十一到二十一天，折合误工损失550至1050元；国家支付政府工作人员、法官、书记员等人员工资至少是1950至3750元。综合下来，成本在3420至5720元之间”。一些农民工们为了讨几千元甚至几百元的工钱要耗上几个月的时间，有的甚至时间更长，而有些老板为了达到拖的目的，一定要走完所有法律程序，直到败诉才肯给付拖欠的工资，农民工们根本等不起。律师费、劳动仲裁费和诉讼费费用高，让本身经济拮据的农民工们望而却步。对农民工而言，赢了官司赢了理，是莫大的欣慰。但在很多情况下，不少农民工却是“赢了官司输了钱”，“讨回说法空欢喜”，费尽千辛万苦得到的结果往往不尽如人意。法律保障不力、职能部门之间缺乏配合。到目前为止，我国除了出台《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和《法律援助条例》等法律条文外，还没有专门处理农民工问题的机构，农民工一旦出现问题，往往自己解决，乱投医。法律条文也被其束之高阁，目前，多数农民工外出就业时还是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有的虽然签订了书面合同，但劳动合同不规范，给农民工维权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举例来讲，《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但农民工没能按月足额的领取工资还是司空见惯，究其原因，还是法律未能刚性的执行。农民工维权工作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各部门的共同参与，做好农民工的维权工作，劳动保障、建筑管理、公安、司法等职能部门应加强沟通与协作，在制度上提供相应的保障，而现实是各部门的条条框框较多，又没有一个统一的法律制度予以规范，部门之间没有建立有效的联动机制，缺乏有效的配合。二、造成农民工讨薪难的成因。立法不完善。1994年《劳动法》颁布后，对依法调节社会劳动关系，规范用人单位行为，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劳动法》的规定较为原则，缺少与之配套的法律法规，操作性不强。目前立法对农民工工资保护的主要依据仍是劳动主管部门的部门规章和国务院有关部门下发的规范性文件，立法层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