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中庸》“性”与“诚”之要义黄萌摘要：由《中庸》首推“诚”的思想，并开篇就提出了“天命之谓性”。之后的儒家哲学中将“性”视为道德创造之源，同时也是宇宙创造之源，是道德形上学的根据。而“诚”作为天道，亦表现出沟通天人的深刻内涵。对此，北宋理学家张载曾提出“性与天道合一存乎诚”，由此表达出“性”与“诚”之间密切而复杂的联系。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牟宗三以“性体”与“诚体”对性和诚也做出进一步的说明和深化。所以，对二者关系的厘清是更深刻理解、诠释儒家心性之学的关键。关键词：性；诚；《中庸》：G64：A：1673-9132（2016）16-0012-05DOI：10.16657/j.cnki.issn1673-9132.2016.16.003“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是《中庸》的名句，也是中国哲学从古至今一直秉承的古训。《中庸》之前，《尚书》《诗经》《左传》这些历史文献中虽然已经出现“性”这一观念，但其所蕴含的有关人之性的看法却尚未成为需要被讨论的问题。百家争鸣时期，先秦诸子都曾经对心性做出过分析和阐释，但是却都没有自成完整的体系。直到后来的宋明理学重新诠释先秦经典，将心性理论发挥到极致，使之成为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从《大学》的“诚意正心”到《中庸》的“天命之谓性”，孟荀的性善（恶）论，皆提出君子性格在于心性的修养。但孔子鲜言“性”。虽然他曾说过“性相近，习相远”，但纵观《论语》全书，却不再见到“性”。子贡曾叹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如子贡所言，孔子不是不谈性与天道，而是怀有一种对天德的崇敬之情，不敢明言之所致。所以，其又有“天何言哉”之发问。一、天命之谓性《中庸》开篇就指出“天命之谓性”，这句话源于《左传·成公十三年》中所引刘康公“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其中之“命”为天命，即人民接受天地之道而生，对于人来说这就是天命。理解这句话的关键要从对“天”和“命”的理解，乃至于“天命”的深刻内涵。对天的含义的分析，冯友兰在其《中国哲学史新编》中曾区分出至少五种含义：命运之天、意志之天、义理之天、自然之天、道德之天。这五种分法虽然细致，但是稍有琐碎之嫌。从孔子的“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之所言，“天”大体上是从天的自然意义出发。但是，从天命、天志又可以看到意志之天。无论是道德之天、命运之天、义理之天，都是从天有其意志出发，是人主观上对天的崇拜和敬仰，皆可以用意志之天来取代。命可以理解为主谓结构，这样，“天命于人”也可以理解为“天之所命”。无论如何，都是表达天与人之间的一种紧密相关性。天命之谓性，则是将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的性，赋予了一种形而上的意味，具有了人文价值性，而不仅仅是“生之谓性”的自然性。合道德性与自然性为一，更进一步地，也就是将人性与天命合二为一。这里的命并不仅仅指代命运。命运即是一种无法回避的必然性，其中还包含了“命令”“降命”等自上而下的动作。“之谓”与“谓之”不尽相同，“谓之”是以下所称之名辨上之实，即对事物的名称或含义的表述。而“之谓”则是以上所称解下，此为性、道、教言之，若曰性也者天命之谓也，道也者率性之谓也，教也者修道之谓也（据戴震《孟子字义疏证》语）。因此，“之谓”表明二者是一种隶属关系或等同关系。所以“天命之谓性”之意为天命即性，天命隶属于性。这点在二程那里清楚得见，将性与天相提并论。《程氏遗书》卷二上：“只心便是天，尽之便是性，知性便知天，当处便认取，更不可外求。”《孟子·告子上》所言，告子云“生之谓性”，此性乃万物所禀受之性，对于人，是人的生物性，有欲望的人性，不分善恶清浊。但是，“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1]。天命之谓性，则将性提升到“天”的高度，与孟子所提之性相似，此性无不善，用宋明理学之说则是言性之理，未有性之前先有此理在。所以，在此以性作为道德伦理的根据。无论是良知或是夜气，存心养性事天，孟子所说之性即是善性，具有先验的道德性，肯定人性为善，并且以诸多善端引发出来。张岱年谓：“孟子所谓性，指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而非指人生来即有的一切本能。”“人性乃生来而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