匮乏体验与风险规避摘要：源于西方的“匮乏”理论并不能解释所有新兴宗教信徒的皈信。在中国农村地区大部分信徒并未经历“匮乏”，其皈信动机不是解除随匮乏而来的紧张感，而是为了构筑“躲避风险”的堡垒，促使这类信徒皈信的社会原因是现代社会变迁。在皈信过程中，经历匮乏者与没有经历匮乏者也不同，前者皈信的关键是该宗教提供的方案解除了其危机，而后者皈信的关键是与该团体内的人有较亲密的信任关系。最后对“皈信”一词的本土含义进行了探讨。关键词：新兴宗教；皈信；匮乏；风险规避：C912.64；D630.8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4.02.005一、问题的提出19世纪中后期，一些新奇的、另类的、甚至与传统宗教格格不入的宗教团体大量涌现，人们把这类宗教称为新兴宗教。台湾学者郑志明把新兴宗教定义为“在现代社会变迁下各种创新性的宗教团体，是提出了某些新的教义或礼仪的宗教运动与宗教团体，或者整合不同的宗教内涵，展现出其因时制宜的传播特点，进而创立出具有全球性融渗特质的新宗教文化”[1]。此概念强调新兴宗教与现代社会变迁的关系。中国大陆受现代化的强烈影响，新兴宗教的产生基本上都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新兴宗教“皈信”现象在学界一直倍受关注。“皈信”（conversion）概念源自西方，它也可被译为“皈依”、“改信”、“改教”。最早对皈信作系统研究的是威廉?詹姆斯，他从心理学角度探讨了基督教背景下的“皈信”，认为皈信是“一向分裂的自我，自觉卑劣和不幸，由于牢牢把握了宗教的实在，最终获得统一，并自觉高尚和幸福”[2]137。从1960到1970年代，新兴宗教大量兴起，社会学开始系统研究皈信。在西方理论脉络下，“皈信”指一个人自我的转型及意义系统的转换，侧重于一个人内在的变化。但是，这一概念用于中国社会文化环境时，可能有不同的指涉。一个在农村中常听到的类似名词是“在教”，其内涵侧重于外在的行为改变而不是自我的整合或是意义系统的改变。台湾学者林本炫对“皈信”一词在东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内涵进行了详细讨论，并将其外延与内涵进行改动，定义为“个人任何宗教信仰状态的改变”[3]，以便在东西方文化环境中都能适用。本文采用这一较宽泛的定义，来指称农村新兴宗教的“皈信”现象。社会学界的皈信研究一开始受到重视的是“边缘论”，认为是边缘化的处境促使人转向来世以寻求解脱或补偿[4]，这种视角将皈信看作是人对环境的被动反应。过去的皈信研究之所以将人看作是被动的，是受了世俗化理论的影响。这种理论认为宗教是非理性的，在现代理性化浪潮中必然被淘汰。至1980年代，宏观的世俗化理论开始遭到质疑，学者们开始以移情方式来理解宗教活动。在皈信研究中影响最大的是美国宗教社会学家斯达克等人提出的“理性选择理论”。该理论把人看作是权衡利弊的“理性人”，其皈信是个体的理性选择而不是非理性行为，是个体对宗教的主动追寻。斯达克等人总结了影响皈信的重要因素，认为“匮乏是促使人们接触异常宗教团体的重要因素，但之前是否通过人际网络接触过宗教团体成员却是必不可少的，人们只有在接受了活跃的超自然者的看似合理性之后，才有可能加入异常的宗教组织。而且匮乏的重要性是个变量。如果周围社会环境对异常宗教团体有敌意而使加入这个团体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在这种情况下，匮乏在增员的过程中更为重要”[5]338343。“匮乏”在威廉?詹姆斯看来主要是指在个体竭力摆脱罪恶感时的无力状态，是心理上“暂时的衰竭状态”，并引起了情感危机[2]153。斯达克等人也注意到了“匮乏”引起的情感上的波动，但主要从社会学角度解释其含义，“匮乏”指遭遇到烦扰的事，长时间感受到紧张[5]342。斯达克的理论能否解释中国的新兴宗教现象？中国的新兴宗教信徒是否在皈信时也经历了“匮乏”？本文以河北省S县L村的田野资料为基础，分析新兴宗教信徒皈信的动机与过程，同时对西方宗教社会学相关理论的本土适用性作出思考。二、新兴宗教的传播状况全国新兴宗教中分布最广、影响最大的是三赎基督教。该新兴宗教团体自称是“传福音”的组织，官方称其为“三赎基督教”。这是一种异化的基督信仰，由陕西耀县农民季三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