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明代的马政略论明代的马政■唐克军[摘要]马政是明代国家重务，政府将牧养官马的任务以政府权威强加给人民，牧马民为此耗尽劳力，却未能增加收入，结果因牧马而困；政府亦陷入行政困难，最终不得不取消强加于人民头上的这一义务。这说明政府把人民视为国家当然的义务主体，这种义务趋向的行政不仅给人民带来困苦，而且导致行政困难。只有走出“义务”趋向，政府与人民方得自由。[关键词]义务；政府；明代；马政[中图分类号]K248；D6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17—1873（2003）03—0000—00人民的义务即人民当为之行为。人民何以当为？在我国古代，人民的义务来自政府的权威，政府的命令就是人民的义务。政府习惯于将人民视为国家当然的义务主体，以政府的权威强加于人民的义务。这种义务趋向的行政必然把政府引向行政误区，不仅损害人民的利益，而且导致行政的困难。明代视马政为国家重务，政府将牧养官马的任务以较少的交换条件交给人民，人民为此耗尽了劳动力却未增加收入，结果因养马而困，无以营生；政府亦使自己陷入了行政困难，最终不得不减免此项义务。一马与戎事相联，马的数量是国家富强的象征，因而为朱氏皇帝所重视。朱元璋说：“昔人问国之富，即数马以对者何？盖事在戎。其戎始轩辕。其马载甲士，代涉劳，备边御辱，足折冲，斯力之大，斯功之美，可不爱育乎！所以古人先马而钱粮，故数马以对。马之功不但备戎事耳，若使君有道，则马之力牵犁耜驾粪车，辟上沃田，其利甚焉，所以古重之者为此也。”[1]洪武八年2月，朱元璋命刑部尚书刘惟谦申明马政。谕之曰，“马政国之所重。近命设太仆寺陴畿甸之民养马，期于蕃息，恐所司因循牧养失宜，或巡视之时，扰善养马之民。此皆当告戒之。昔汉初一马直百金，天子不能具均驷，及武帝时众庶街巷有马，阡陌成群，遂能北伐强夷，威服戎狄。……此非官得其人，马政修举故耶。……”[2]洪武十年2月，增置涂阳、仪真等五牧监。上谓中书省臣曰：“自古有天下国家者莫不以马政为重。故问国之富者，必数马以对。周礼六卿夏官以司马为职，特重其事也……国以民为本，若因马而疲民非善政也。”[3]成祖登极后即问马政，洪武三十五年12月，上问兵部尚书刘俊曰：“今天下畜马几何？”何俊对曰：“比年以兵兴耗损，所存者二万三千七百余匹。”上曰：“古者掌兵政委之司马。问国君之富，数马以对。是马于国为重。”[4]既然马政为国家重务，马政即成为政府行政的重要内容，养马即成为百姓的重要义务。此项义务从明初开始。“太祖高皇帝武功定天下……皆民间孳牧，官牧改民牧，在初制即然。”[5]明代民间养马有三种形式：种马、表马、寄养马。“种马者以马为种，视母骡驹，选驹搭配，余则变卖入官，会典所称孳牧也。”[6]“表马者以种马骡驹表其良者起解以备用也。”[7]“寄养马者以解表者发寄民间牧养以备用者也。”[8]种马应孳息，表马必良，寄养马必能用，做不到则赔。宣德3年奏准，北直隶每三丁养骒马一匹，二丁养儿马一匹。免粮草之半，儿马病，同群共治，死则均赔，若因走失及别故死者，止追赔本户。[9]如此，民为马累。“《太仆寺志》曰：祖宗于屯田、盐法、马政，其深思远虑皆调，行之数年，则边方自能足用，可以不烦内地。今至竭百姓之力以奉穷边输挽，岁岁益甚，天下于是始困也。”[10]民之所以困在于难尽此义务，要么因养马而废本业，要么因包赔而破产。养马之害何在？隆庆2年太仆少卿武金说：“种马有编审之害，有杂役之害，有岁例之害，有交兑之害，有轮养之害，有赔偿之害，重之以官吏需索，里甲之影射，民日益穷，沿袭至今滋弊尤甚。”[11]赔偿之苦。民间养官马，马户不仅要保证马的健壮，而且完成孳息之额，否则要如数赔偿。洪武6年2月，定养马之法就规定了养马的数量与孳息数。“命应天、卢州、镇江、凤阳等府，滁、和等本文来源：网络收集与整理，如有侵权，请联系作者删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