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福贵》与赵树理小说《福贵》的相同之处：1、二者都以揭露社会阴暗面为主，电视剧《福贵》揭露了建国后一些运动中的不合理的一面，以及因此给人民群众在客观上带来的损失或某些别有用心者认为的灾难；赵树理小说《福贵》写于1946年，通过描写主人公福贵在被债主加族长的王老万剥削的无法生活的情况下，由一个聪明能干、多才多艺的人，逐渐沦落为一个赌博、偷东西、以及干“偷人”（送死孩子）、当吹鼓手等“丢人事”的旧社会的“二流子”，这样一个故事，深刻揭露了旧社会的黑暗，同时，也表现了抗日根据地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地位上、经济生活上所得到的巨大改变。2、二者对福贵经历的描写均合情合理，细腻而感人，一个个细节催人泪下，让读者或观众对福贵及其家人的遭遇充满了同情，进而，展现了一个普通人在特定社会环境下的生活。3、二者的主人公福贵均多才多艺，电视剧《福贵》的主人公福贵在花鼓戏上是行家，赵树理小说《福贵》的主人公福贵唱戏唱的非常棒。当然，二者的主人公各自还有许多拿手之处，在此就不一一罗列了。电视剧《福贵》与赵树理小说《福贵》的不同之处：1、二者主人公福贵的出身不同。电视剧《福贵》里的主人公福贵出生在地主之家，生活优越，只是在别人的欺骗和自己的“无知”下才走上了家境日下的道路，当然，让人更想不到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创作者手下的福贵一家的生活会更加艰难，更加多灾；赵树理的小说《福贵》里的主人公福贵却是出生在一个普通人家，在地主的剥削和压榨下，“日子没法过了”，自暴自弃，时常赌博，最后在抗日根据地政府的帮助下，走上了正道，有了属于自己的粮食，属于自己的牛。2、二者的创作目的不同。赵树理在《也算经验》一文中说：“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了所要写的主题。”因此，赵树理的小说大多是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被大家称为“问题小说”。其小说《福贵》也不例外，赵树理1966年在《回忆历史》中提到写《福贵》一文的原因时，说：“那时，我们有些基层干部，尚有些残存的封建观念，对一些过去极端贫穷、作过一些被地主阶级认为是下等事的人（如送过死孩子、当过吹鼓手、抬过轿等），不但不尊重，而且有点玷污了自己的身份，所以写这一篇，以打通其思想。”从上面赵树理自己讲的写《福贵》一文的原因里，我们不难得出，赵树理写《福贵》是为了打通某些人对待旧社会里“二流子”的偏见，犹如其1949年写的《田寡妇看瓜》里秋生，秋生的“偷”，是被旧社会所逼出来的，不是因生活所迫，谁愿意背个“偷”的名声！所以，赵树理的《福贵》有很强的对当时我党政策的指导性和实际意义。电视剧《福贵》却是提出了问题，没有解决问题，或问题在社会的变革中得到了自然解决，对于社会现实来讲，并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如果非要说有，也只不过是让大家记住那一段个别家庭的生活罢了，犹如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依然能看到许多乞讨者、无家可归者、老无所养者一样，然而，历史会证明，今天的物质条件比过去好多了，历史同样会证明，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的物质生活比在旧中国时期的物质生活好多了。至于其的创作目的，只有原著的本人余华同志和电视剧《福贵》的拍摄者最清楚了，我是不好妄下断言的。三、二者所站的立场不同。---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赵树理的小说《福贵》是站在抗日根据地大多数人民的立场上、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以此来拼击黑暗的旧社会；电视剧《福贵》却是站在了自由化的立场上，及个别人的立场上，通过新中国成立后的大量阴暗面，最终倡导出“土地都分下来了，谁还管得了谁呀”的“个人奔向所谓的幸福”的内含。四、二者的结尾不同。赵树理的小说历来是大团圆式的结尾，提出问题后，通过现实说法，让问题得到解决，一切向好的方面发展。小说《福贵》夫妻二人团圆，主人公福贵的生活充满了希望。电视剧《福贵》却是一个悲剧性的结局，虽然主人公福贵的生活最终开始向好的方面发展，然而，留给人们的是悲惨的挂念。仅剩下的年老福贵和年少的福贵的外孙，在不久后的福贵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