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的实质和特点发布时间：2012年11月12日10:20：《红旗文稿》期号：2012/21作者：胡钧我要评论字号：【大中小】【打印】“中国模式”的基本特征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核心地位和多党合作、民主协商的政治体制；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依据科学发展观制定的国家经济规划的主导作用和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基础性调节作用。这是中国模式的三个基本构成要素，也是获得成功的三个根本因素。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近几年，一些西方学者和媒体在谈论中国发展模式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时，与过去比较有一个明显的特点，这就是他们把共产党领导和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他们把此贬称为“一党专政”）的作用给予了特别的重视，不少人把共产党领导看作是决定中国发展道路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首要的决定性因素。这反映了西方学者那些不带政治偏见的理论界人士对中国发展问题的研究逐步深入。在关于“中国模式”的论述中，比较一下一些西方学者近些年的看法和我国理论界一些看法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我国一些理论界人士强调的是从西方社会学到的一些东西，如市场经济，把吸收了市场经济方法说成是“中国模式”取得成就的最重要原因；而西方较有见解的学者们却把中国独有而他们社会所没有的东西看做是有决定意义的因素。例如，很多学者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一党执政看作是真正有决定意义的方面。这种情况应当引起我们深思。著名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的著作《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深入地研究了中国发展道路问题，很突出的一点是他在书的导言中就强调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一党执政的政治制度的作用。他在谈到中国实现了现代史中前所未有的发展时说：“分析中国自身的条件和优点，我们不难发现，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是坚定不移地为中国人民谋利益的。这种长远策略方针的执行不会像西方国家那样因为总统任期的结束而中断。中国也没有导致国家分裂的党派斗争，没有因为路线的突然改变而使发展受阻；相反，它一直坚持着改革开放初期所指定的共同目标。自上而下的战略方针与自下而上的参与相得益彰。”有的学者讲得更明确。宋鲁郑在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一些学者关于中国成功的原因讲了很多点，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回避了政治制度因素——如果不是决定性的也是最重要的原因。”美国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该报网站上写道：“当这样一个政党的领袖是一群相当开明的人时，正如中国的情况一样，这也会成为巨大的优势。这样一个政党可以强行实施政治上很艰难、但对于一个社会在21世纪的发展来说却极为重要的政策。”---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以上所引的几位学者和媒体的论述当然还只是表面的观察，对中国共产党有这样大的威信、凝聚力和创造力的根源的认识还缺乏理论深度，他们的认知也不相同。但是，即使是这样，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了真理。这对于我们一些只停留在从学习西方找原因的人们来说还是有启迪作用的。“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正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武装起来，才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不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在经济建设和改革时期无穷的力量，它的权威性和凝聚力盖出于此，并成为强大的物质力量。正是基于这一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中国共产党把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作为自己的理想和长远目标，形成全党的共同理想信念。因此，我们不是把共产主义理想看作人道主义的实现，而是看作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因而它对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和可信性。共同的世界观、历史观以及由此决定的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理想目标，决定了全党和全体人民群众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不存在根本利益对立的狭隘利益集团，党的内部也不存在根本对立的派别，而在实现理想目标的具体道路、步骤和方法上的不同意见，都可以通过讨论协商得到解决。这正是我国的政治制度——一种新型的民主制度的坚实基础。中国共产党人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