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60年前的那些事九命沉冤土改前期福州震惊八闽的惊天大案本报记者郭亮文/图“打倒恶霸地主孙亨梧”“血债血偿”59年前的8月，这种在北方解放区耳熟能详的口号声，在福州还显得新鲜。1950年8月5日，星期四，福建人民体育场（现福州五一广场），福州市人民法庭公审杀害9条人命、霸占1000多亩洲田的鼓山区远洋乡大恶霸孙亨梧，郊区3000多农民参加公审大会。会后孙亨梧被枪决。在一片悲愤和高昂的血泪控诉中，一场大的社会变革正在酝酿。随后，福州市郊土地改革试点在后屿乡展开，翌年1月6日试点结束。共没收、征收91户地主、富农的土地1456亩，全部分配给无地、少地农民。然而作为斗争副产品的现代剧《九命沉冤》却意外的演红福州，成了最卖坐的戏码，甚至到大上海去演出，场场爆满，一票难求。对于这一切，一年前还只是位活跃学生的高心清，完全没有预料到，她会成为整个事件开端的参与者。“发动群众完全没有经验”1949年8月前的福州，为迎接胜利到来，福州的地下党员采取各种方式传播解放战争胜利的消息，宣传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揭露国民党假民主假和平的阴谋，以教育、团结各阶层人民，扩大党的影响，并以学校为阵地，组织和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当时19岁的高心清也加入了学生运动。“1948年，福州城内的党组织受到极大破坏，党员很缺乏，而福州马上就要解放，接管工作又需要大量的人手，我们这些学运积极分子，、很快被发展成党员了。”当时还是福州华南女子学院学生的高心清，觉得自己当时有点赶鸭子上架。“现在回想起来，在那个改天换地的年代，我们一个不到20岁的女学生懂什么？除了一腔热情，然后就是一心意听党的话，一切听从组织安排。”入党后的生活，是充实和愉快的，也显得新鲜，“我们就是组织活动，特别是庆祝建国的活动。”1949年10月3日，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在当时林森县的白湖保(今盖山镇郭宅村)，召开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拥护世界和平暨福州解放大会。庆典过后，为巩固新政权，加强农村工作的计划被很快提到了工作日程，11月，中共福州市委派刘田在华林坊筹备组建中共市郊工作委员会。为便于组织开展，12月25日，福建省人民政府决定福州周边的平远、开闽、西豹、净屏、双岳、松鼓、双湖、白湖、江南、江北10个乡划入福州市管，两天后这些乡成立鼓山、洪山两个区。接受组织安排，这时的高心清被分配到刚成立的福州鼓山区委任组织干事。“当时我主动要求到基层锻炼，从区里很快又被分到了远洋乡做群众工作，当时我去的是远东、远西、远中三个村。”但发动群众工作，对于一个20岁的女孩子显得难度太大。“新政权的优越性，共产党和国民党有什么区别，这些让老百姓明白，不是个简单的问题，而且当时有敌特分子恐吓、破坏，老百姓不敢和工作组接触，解决这个难题，从山东来的同志给我们上了很生动的一课。”高心清说的山东的同志，是比她大十岁的王佩珍时任远洋乡群众工作中心组组长。对于49年下半年到50年上半年福州一般的社会情况，当时刚从部队转业到福州市总工会工作，被派到闽江两岸、解放大桥南北码头任工作队队长的耿冬生这样描述：虽然解放了，但闽江两岸54个码头，2333名码头工人依然还在封建把头的剥削压榨下，把头在码头横行霸道，强占工人妻女、逼死工人，还经常秘密传播台湾广播、散布谣言，有的还称自己为诸葛亮，能算出某年某月某日国民党反攻大陆，码头工人仍然处于水深火热当中穿着麻袋，吃这番薯稀饭配咸橄榄，工人想翻身，但不少人又怕变天，在大小把头的威胁下，不敢加入工会，不敢靠近工作队，积极分子只敢背后个别地向工作队反映情况。而和许多南下服务团的干部一样，王佩珍有着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1946年王佩珍到新解放区齐东县曹务区委任组织干事。47年任该区组织委员，同年齐东县被国民党军队侵占，王佩珍和少数精干人员留下来，坚持敌后游击斗争，打击敌特、还乡团，为贫苦农民撑腰，49年随部队来到福州。据记者查阅50年的福建日报，一些文章剖析福建农村土改前土地占有情况的极不合理性。“到解放一周年后，福建农村现状是，仅占农村总人口5.8％的地主富农，却直接间接地占有61.3％的田地；而占农村人口90.8％的贫雇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