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一个没有文字狱的朝代——李昌玉读《中国文明的反思》邢台市一中高三历史组郭仁然摘自网络买回一本书，是湖南日报记者萧建生著的《中国文明的反思》。开卷浏览，就觉得新意迭出，好像行走在山阴道上，阳光灿烂，春花怒放，万紫千红，令人目不暇给，手难释卷。此书对于中国历史文明作出了深刻的科学的反思，推翻了许多千古不刊之论。作者认为宋朝是中国文明的顶峰，也是世界文明的顶峰。宋朝的文明中，特别令我们耳目一新、令我们心向神往的地方是，赵匡胤打下天下立国之初，就为后代接班的子孙亲手订下了一个“誓词”：“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在皇宫内立石碑，新皇帝登基的时候都要看)。有宋一代，320年，南北各九帝，都遵守了这个祖宗制定的家法国法，这个政治伦理的基本准则。这个“誓词”成了秦始皇至今绝无仅有的宋朝文明执政的大宪章。大概正因为该书破解了中国文明史上的这个被历史家们忽悠了几百上千年的公开的“秘密”，使我们航行在大雾弥漫浊浪滔天罗盘失灵的茫茫海洋上的芸芸众生，惊然发现我们的神州故土上还隐藏着这么一个足以成为万世景仰的货真价实的人权“桃花源”！萧建生关于宋代文明的高论，我列举数条，以飨未读的朋友：执行“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政治原则，加大庭辩的力度，鼓励官员独立思考，发表不同意见。赵匡胤用法律的形式保护人权，规定以后皇帝不能在朝堂上鞭打大臣，不准对公卿辱骂。继赵匡胤之后的宋太宗赵匡义，也是非常宽厚的人，不随便加罪于他人。他的后代真宗、仁宗、神宗等也都是宽厚的仁君。所以大臣们都敢于坚持自己的不同意见。中国历史上有那么多名人都出现在仁宗朝和神宗朝绝非偶然，这是适宜的政治环境孕育的果实。以王安石为偶像的改革党和以司马光为偶像的保守党轮流执政近百年，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一个奇迹，说明宋朝社会的高度开放。宋朝的党派政治还是有共和的因素。因为共和政治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有保护少数人、失败者和反对派的机制。当时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党与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党，互相批评、监督和制约，失败的一方在野时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是有保障的，不会因为政治上的失败而遭到杀戮，而且在野时可以对胜利的一方进行监督，同时随时可以在政治上东山再起，重新按照自己的政治主张执政。两党轮流执政行业相互监督，这是社会上层人物之间的共存和竞争。这种政治虽然不是民主的，但是有共和的因素。所以，它不是历史上人们常常批评的朋党之争。宋代不推行愚民政策，没有文字狱，没有连坐法，不像很多朝代那样，士大夫因为说错话就要遭到杀头，甚至全家抄斩，株连九族。宋朝对文人士大夫的处罚，一般只是降级，最重的也不过是流放。我的抄录先到此为止。我不妨举两个例子作证。宋朝出了一个清官包拯，千载以下为中国的老百姓交口称赞津津乐道。从元杂剧开始，戏剧舞台上包公戏成了常演不衰的保留剧目，因此包公的名字是妇孺皆知，里巷传闻。人民怀念他赞颂他，是因为他敢于秉公断案、为民伸冤、为社会伸张正义。而在这个秉公无私、大智大勇形象后面，是因为有一个绝不会加罪于他的仁宗皇帝。包拯在皇帝面前照样勇于直谏，随后还照样升官。他们君臣的和谐互信关系，远远超过了魏征与李世民。因此，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个包拯，包拯之前无包拯，包拯之后无包拯，空前绝后，空谷绝响。中国的初中生都学过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开门第一句谓“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谪”者，词典解释为“封建时代把高级官吏降职并调到边远地方做官”。“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就是把滕子京降级调到巴陵郡做太守。太守者，地市级干部也。那时的巴陵，相对于汴京来说，就算是边远的地方了。滕子京到任之后，就算是“戴罪立功”吧，所以，才干了一年，就“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这和打右派，劳教劳改就不可相提并论了。其实，范仲淹和滕子京都是因为庆历新政的改革失败被贬官，范仲淹被贬至河南邓州。宋朝的贬官，一来被贬的官员可以借此了解民心民意民情，做出政绩，二来还会重回京城，官复原职，甚至升官，再次施展自己的施政方针，在竞争中，在实践中来检验各自的主张政见。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