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语文”的历史镜像与现实困境张毅摘要：“语文”是19世纪末洋务派官员应器用之需而创造的一个词，“语文”在1950年成为课程名称是开明派知识分子以具有器用色彩的“语文”抵御各种纷扰因素的结果。六十多年来“语文”名称问题长期纷争是学界对于我国语文教育内容和性质的不同认知使然。未来，“语文”应作为以培养语文综合素养为其旨的一个人文教育领域的名称而存在，在语文领域应实现内部分科教学。关键词：“语文”名称；语言文字；器用；人文;建构性缺陷“语文”自1950年成为课程名称的60多年里，受到了众多学者质疑。但也有反对将“语文”名称的讨论继续下去的学者，例如2008年温儒敏先生就表示：“这次课标修订，我主张不要抠字眼，不要纠缠概念。”“语文作为一门母语课程的命名，已在我们民族集体意识中积淀下来，约定俗成了，我看不必再纠缠、争论。”[1]但事实证明“语文”课程名称及其释义这样重要的问题悬置，已经给课程建设带来种种困扰。与质疑“语文”名称的取向相反，近来王旭明先生则通过倡导“真语文”教学来捍卫“语文”，“真语文”是否真的就代表了应然的语文教育发展方向？审视中国语文教育问题，还需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去审察“语文”的历史镜像。一、器用之需：“语文”的应用而生中语会副理事长王本华先生曾撰文《“语文”一词从何而来》,认为“语文”一词系1949年叶圣陶先生首创,这也是几十年来大陆教育界普遍的说法。但实际上，“语文”是伴随清末洋务外交和学堂教育兴起而产生的一个词。当时的洋务派官员急迫希望通过兴办学堂培养能够掌握各国“语言文字”（即“语文”）工具的人才。此词最早出自1887年张之洞所拟的《创设水陆师学堂折》，其文使用了“英国语文”“德国语文”等说法。1903年张之洞在《致东京近卫公爵、长冈子爵》中又有“请贵国教员就华教习学中国语文及中国经学，华教习就贵国教员学日本语文及理化学等科，彼此互换知识，作为学友”[2]之句。可见，“语文”一词最初使用时充满了器用色彩。“语文”一词经过几十年使用，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已成为一个常用词了。建国前书名中含“语文”一词的图书多是语文学术（如郭绍虞1941年的《语文通论》）、大众语文建设(如曹伯韩1946年的《通俗文化与语文》）和语文教与学（如叶之华《中小学语文读物·模范学生》）类的图书。1949年以前标题中含“语文”一词的文章非常多，这些文章主要有五类：一是讨论语言文字的学术问题，其中又以讨论语言文字改革的居多，二是讨论外国语文的，三是讨论民众语文教育的，四是关于语文的教与学的，如佩弦（即朱自清）《语文影之一——撩天儿》、朱光潜《文学与语文》和张九如《小学语文测验法》等。“语文”何义？1936年王向辰认为“语文是什么？语文就是国语，这个词是从language翻译过来的。学校课程原来只有‘国文’，后来觉得不妥，于是改为‘国语’，亦不能尽此课程之含义，于是又改而为‘语文’。”[3]1941年曹伯韩更明确指出：“语文是语言文字的合称，分开来说，平常所谓语言是口头的语言，而文字是书面的语言”[4]。吕叔湘先生1944年也指出：“语”作为“语言”是指“表情达意的声音符号”，而“文”作为“文字”是指“连缀成文的字”。[5]解放前陈望道所言“把语文的距离缩到最少甚至零”[6]，王森然所言“所有新人生的指导,理想世界的显现,非有语文之传达,何由表布”[7]、周作人所言“国家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让学生习得英文以外的语文”[8]、廖泰初所言“语文教育方面的研究,也是近年来学者最注意的。中国文字的烦难,言文的不统一，……”[9]等语句中的“语文”均用以“语文”本义。语文（语言文字）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所以民国时期的“语文”仍是一个带有明显器用色彩的词。当然“语文”一词也有他义，例如1931年《新学制中学国文教科书初中国文》的使用说明里所言“本书语文分配，以语体文为主，文言文为辅，俾学生有综合比较之研究”[10]中的“语文”则指“语体文”和“文言文”。“语文”与译自西方侧重表音的Language（语言）严格来说并非同一概念，所以“语文”在1950年成为课程名称客观上表明了一种言文一致、言文并重的思想，但从更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