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与《红楼梦》主人公之比较文学首先是美学，从审美角度看，《红楼梦》和《金瓶梅》的两个主人公——贾宝玉与西门庆，正是对立的两个极致：一个美哉善哉，一个大丑大恶；一块晶莹灵秀的美玉，一堆浊臭逼人的垃圾；一边是醉人的诗意芬芳，一边是人欲横流铜臭熏天，——他们除了水火不容的对立，难道还有什么共通之处可言吗？有的。对“礼”的挑战和背离中国古代的社会精神，可以概括为一个字：礼。荀卿曰：“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真是大哉礼也！什么君臣父子、忠孝节义、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敬天法祖、劳心劳力，等等，所有体现宗法等级制度的一切规范，都由它作为最高象征体现出来了。由它所规范的“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各不逾矩的理想社会，真是雍穆庄严，恂恂如也，穆穆如也。宋明以后，这“礼”又进一步僵化为“理”，“存天理，灭人欲”，面孔愈加森严起来。可严酷并不意味着有力，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它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随着都市商业发展而兴起的市民阶层，正在各个方面通过各种形式顽强地表现自己，而《红楼梦》和《金瓶梅》正是这一社会存在的产物。一反古代文学的雍穆庄严和文质彬彬，《金瓶梅》洋洋百万言的大作渲染的却是“酒、色、财、气”——尽管作者经常在行文中间向人们进行着劝诫“酒、色、财、气”的说教，特别是“色”与“财”，也即物欲和肉欲，则更是小说的描写中心。一边要“灭人欲”，一边在张扬人欲，作者的主体追求与小说的审美价值且勿论，正是在这一点上，《金瓶梅》具有着反传统的意义。它是邪恶的魔鬼，但却亵渎着传统的神圣殿堂。固然，暴露权贵或为富不仁的“人欲”，是进步文学的一个传统的主题，但是，《金瓶梅》之异于其它者，其主人公靠着金钱的力量起家，靠着在商品流通中不断膨胀的财富而不断扩展力量，由一个市井浪子逐渐变为山东屈指可数的暴发户大官商西门大官人、西门大老爷，他的地位与欲望随着财富的增长而增长，膨胀而膨胀，直到最后纵欲而身亡家败。作者不厌其烦地、淋漓尽致地描写了它的主人公的“欲”的膨胀与实现的过程，在表面上和理性上似乎在暴露，在感性上则在渲染，而在潜意识上和实质上则在欣赏着这“欲”，它的形象蕴涵与主体倾向都异于它以前的文学，包括《三国演义》与《水浒》这样的通俗小说在内。从审美的角度视之，这种“欲”的大肆渲染与张扬无疑是一种“丑”，故尔四百年来，人们称之为“淫书”，总是对之大张挞伐，而旧时代的推崇者又往往从封建伦理出发曲为之辩：大家都弄颠倒了。“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金瓶梅》的反传统价值难道不是与它的“丑恶”有着互相依赖之处吗？无独有偶，一百二十回的《红楼梦》的作者经常出面宣扬的是“空”与“冷”，但它的形象自身所辐射出的却是“色”与“热”。——真是地道的“红外线”！然而它却不是“金瓶”之“色”，这“色”与“热”可以归结为一个“情”字，它是贾宝玉终生追求身体力行的“基本精神”，也是这一形象迥异于其它的根本所在。“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这个“古今不肖第一”的贵公子，他对那集千百年封建文明之大成的诗礼世家，对那“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中文采风流的一切,在感性上对其总体已经产生了怀疑不满，感到厌倦了，那以“礼”为规范的一切，他已经觉得“无情”了。宝玉是个蹩脚的理论家，但却是一个对时代风气感受敏锐的诗人。他说不出，但却感受得到，他感到“礼”的不合理，提出一个“情”字以取代它。这“情”，来自人的“气质之性”，也是人固有的一种“欲”，一种以美与善的形态表现的“欲”。他的“情不情”，他的“体贴”与“意淫”，他的“爱博心劳”等等，朦胧地体现了自己与他的同道者的个性解放的最初意识。也是凭直感，贾母感到孙儿的性情不好理解，它不属于一般意义上的“男女”范畴；贾政则感到儿子有“酿到弑父弑君”地步的危险性。“圣人千言万语，只教人存天理，灭人欲”，《金瓶梅》与《红楼梦》通过自己的主人公，分别从美与丑、从善与恶两极、从情欲与肉欲的不同角度，提出了“人欲”这个课题，对于千百年来以“礼”为标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