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改革的意义远超革命--许小年11月3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在“东方历史讲堂”以“改革的历史”为主题发表演讲，凤凰大学问作为独家合作媒体参与报道，现整理全文与读者分享。许小年指出，在中国历史上的历次改革中，只有商鞅变法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成功了，其他的改革或变法都以失败告终。在许小年看来，这两次成功的改革虽然没有革命那样惊心动魄，但对于社会的发展、对于中华文明的成长、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的影响，远远超过那些成功的革命，成功的革命大多是改朝换代，没有给中国社会带来实质性变化。许小年把成功的改革称之为“突破型的变法”，失败的变法称之为“修补式的变法”，突破型变法成功的原因在于采取增量改革的方法，突破现有体制，使新生力量涌现出来，而这些新生力量就是抗衡守旧派的生力军，依靠这些新生力量抗衡守旧派，推动技术，突破现有制度，形成新的激励机制，而修补型改革只是为了修修补补，无法解决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矛盾，一旦改革转变为政治斗争，就注定会失败。许小年认为变法和改革能不能成功，关键在于能不能给全社会带来收益，能不能够使所有的社会成员从中受益而无人受损。许小年，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曾任职美林证券亚太高级经济学家，世界银行顾问。曾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著有《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自由与市场经济》等。以下为演讲全文：中国历史上只有商鞅变法和邓小平改革成功大家下午好，今天在这里讲从历史上看改革，我们几千年的历史，实际上是不断改革与革命的历史。当前一些企业界的朋友、学界的朋友，甚至政界的朋友都感觉到有点迷失，好像找不到方向，我跟大家一样，在困惑中试图寻找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方向，于是就去读历史。如果忘记了历史，就容易迷失在当下。从历史上看，中国的改革事业绵延不断，战国时期商鞅和秦孝公的变法，公元前356年和前350年两次大规模的变法，为秦国崛起作为战国时期的霸主，乃至后来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历史上提的不多的是西汉末年王莽的托古改制，发生在公元9年到23年。王莽的形象在历史上相当的负面，这是因为中国的历史自从儒家被确立为正统的意识形态之后，就脱离了司马迁的传统，不是尽可能真实、客观地去记录和探讨历史，而把教化作为它最首要的功能。后世儒家有一句话，“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写历史的目的是为了让乱臣贼子惧怕。历史材料的选取、历史事件的记录、历史的分析于是就有了事先设定的指导思想，历史的教化功能一直延续到今天。王莽被认为是乱臣贼子，篡夺西汉政权的野心家，代表了这个反动阶级，那个落后势力等等。实际上，如果客观地回顾一下历史，王莽是一个认识到当时尖锐的社会政治矛盾的大臣，试图通过改革来解决这---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些矛盾，但是他失败了。失败有历史的机缘，也有个人的原因。后世的史学家，特别是儒家的史学家对王莽采取了一概否定的态度，实际上他是一个希望有所作为、希望解救危局的政治人物。王莽之后，南北朝时期有北魏孝文帝和冯太后的汉化改制，在历史上留下的资料也不多。实际上孝文帝的改革对后续中国制度的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例如如北魏所创立的府兵制、租庸调制、均田制等等，都被后来的隋朝和唐朝所继承，但是因为北魏属于外族，鲜卑族拓拔氏建立的政权，汉人史学家写这一段时，总带着一种非常复杂的心理，说他们是“五胡乱华”，就像后来明朝人写元史一样，元史的篇幅和一个近百年的统一皇朝不相称，因为它是由蒙古族建立的政权。在孝文帝改革之后，有北宋王安石和宋神宗的变法，时间跨度大约16、17年，从1069年到1085年。王安石之后是明朝的张居正，从1572年到1582年。对于张居正的改革，史学家有不同的看法，认为这不是一次改革，只不过想通过整顿吏治、调整政策来提高明帝国国家机器的效率，改革的深度和范围远不及王安石变法。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是清末光绪帝1898年推行的戊戌变法，但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了。众所周知，慈禧太后发动了戊戌政变，囚禁光绪帝，杀害六君子，各种新政还没有来得及实施就流产了。最近的是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