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精神下的当代政治体制改革武汉大学法学院10级诉讼法向海霞13659886441遵义会议的伟大意义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并在继续深入的革命实践中开始在理论上形成第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遵义会议所留下的精神财富可以归结为：在中国复杂的现实环境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始终坚持正确的方向，坚持正确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而在当代，在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之后，复杂的国际局势与复杂的国内局势相交合，如何在变化了的、更为复杂多变的实际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则显得更为重要，遵义会议作为中国革命的一个转折点，其精神内涵是跨越时代的，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建设仍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发展，然而，改革更多的着眼点在经济，对于政治体制的改革相对滞后，因而在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之后，政治体制的改革显得尤为重要，从一定意义来讲，政治体制的束缚因素形成了改革进一步前进的瓶颈。但是，政治体制的改革不能一蹴而就，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大方向的前提下渐进改革，需要协调好改革、稳定与发展的关系，在改革指导思想上应该是也只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然而，在全球化、信息化的大环境中，西方政治模式在大范围、深层次的影响着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在鼓吹人权、民主的所谓普世价值基础上，西方国家以自身的政治标准出发，衡量中国的政治发展程度，这显然不可取，西方立足的民主人权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中的，是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资本主义人权民主究其根源，是在追求自由劳动力，解放封建制度下的劳动力而形成起来的一套制度，但是在中国，由于历史原因，在本土没有发育形成成熟的资本主义，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思想惯性以及近代以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决定中国资本主义不可能得到较大的发展，因而，从根源上，中国的民主制度不能照搬西方。但是，由于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发展才刚刚起步，因而必然呈现出发展水平低、发展结构不合理、发展道路不顺利等的程度不高问题，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改革已经历经数个世纪，在发展程度上也必然相对较高。但是，在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很多人只看到了这个量的差异，而没有对质的不同进行深入剖析: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是一种形式上的民主，这种形式落脚于资本、市场的自由，是一种资本的自由和民主而非真正的劳动者的自由，剩余价值的驱使只能带动剩余劳动力的剥削，劳动者在长期异化的劳动中连自身的本质都不能把握好，这种民主因而在实质上还是不能解决真正的民主内核——人民当家作主，因此，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能照搬西方。一直以来，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以来，西方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一直把他们本国的民主思想宣传为普世价值，也有西方学者诸如弗朗西斯.福山那样，宣称西方民主是人类历史上的终极制度，但是恩格斯在100多年以前就已经犀利的指出，任何阶级的统治都要把自己的统治思想说成是超阶级的，以便获得统治的认同基础，可见，对于西方宣称的普世价值，我们一定要有明确的判断力，首先，每个民族都有自身的历史传统特点，也有自身独特的实践特点，所谓普世价值只是在各民族的高度抽象概括中总结而来，但是诸如政治制度之类的要运用到实际的操作层次而言，所谓普世理应回到本国的实际，并且普世价值是要各民族广泛认同而非一厢情愿的，而这个认同更多是各民族基于自身的实践、历史文化特点而产生的，所以，超阶级、超民族的西方式民主宣传忽略了各民族的特殊性，而西方的这种论调也是旨在全球范围内为其本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争取更多的自由劳动力和自由市场，这才是实质的意义，而非真的对他国有利。其次，在认清西方的虚假宣传同时，更应注重本国的实际，研究本国实际情况，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各种问题，但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也应该靠发展去解决，政治体制改革也是这样，立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情况，才能寻找到真正解决问题的出路，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