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过马路”——论文“凑够一撮人马上走，和红绿灯无关。”这句“中国式过马路”概括，引发网友普遍共鸣，成为热议话题。“红灯停，绿灯行。”这是世界通行的交通规则。在发达国家，红灯、绿灯是行人“Go”和“Stop”的命令，自觉得近乎条件反射。在欧洲国家、美国、澳洲各大城市，红灯一亮，行人自然在马路两旁戳立不动，绿灯一开，鱼贯而过。同是亚洲国家，日本东京、韩国首尔的人流量和车流量一点不亚于中国任何城市，但各行其道，井然有序，依然没有人闯红灯，更不会“凑够一撮人”结伴去挑衅红灯。大凡到过西方的中国人，无不对西方世界中行人过马路的那种自觉意识，不见绿灯绝不横穿马路，即便是视野所及内无一辆汽车，而赞不绝口。行人如此，司机更是如此。对于西方的汽车文明和马路文明，常常让我们汗颜，并且往往引申出一个结论：人家真文明，真守法。由此又产生了九斤老太式的喟叹，中国人的法律观念太差了。在我看来，“中国式过马路”不仅仅是中国汽车文明和马路文明的落后写照，更是中国政治文明的一个生动标本。“中国式过马路”凸显的，是中国人规则意识的集体漠视。在中国，规则意识很早就有，格言古语都强调，最著名的便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但规则存在，并不一定得到广泛认可。除了法家思想基本没有在中国占据过统治和主导地位，另一原因，是大多数中国人抱着实用主义的态度去对待规则，而并不是发自内心的，自觉遵守规则，把遵守规则内化为人格一部分。对我利大于弊的，便去遵守和利用规则；反之，就无视规则。“灵活变通”被赞扬，尽管这种变通，有时是违背法律和道德的，而只要在当时得到好处，就大行其道。而中国传统的特权思想根深蒂固，在许多人心里，不但不以遵守规则为荣，反以践踏规则为荣。红灯来了，大咧咧闯过去，习以为常。而闯红灯被监控纪录，最后疏通关系，不受处罚，那更是沾沾自喜。践踏规则而逍遥法外，就是一种让别人羡慕嫉妒恨的特权享受。享受特权，不独是特权者的习惯，也成为无权者的奢望。世界上的规则文化，伴随着工业文明、都市文明和公民社会而成长、成熟。而中国长期处于农耕社会，农业社会自由散漫的思维方式，对于中国人的影响还很大。中国是工业文明和都市文明的后发国家，公民社会更是“才露尖尖角”。当代中国人绝大多数来自农村，或跳出农门成为都市人，或从农村移民到都市。农村人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都无须深刻的规则意识，如同种麦子，上午八点种与九点种有区别吗？无视规则的“农民习气”，在许多中国人潜意识根深蒂固，难以纠正。中国人成熟的规则文化，还有一二代人的路要走。“中国式过马路”凸显的，是中国人破坏规则的集体撮合。交通规则，是现代人们最常见的公共规则。为什么中国人习惯去破坏，并且喜欢“凑够一撮人”结伴破坏呢？不单单是交通规则，其他公共规则为什么也常常发生这种情况呢？在许多中国人潜意识里，破坏规则，不是破坏“与其他公民平等的契约”，而是挑战了规则的制定者。闯红灯，绝不会意识到破坏了基于平等契约精神的公共秩序，而是庆幸自己没被规则制定者逮着，怡然自得于一种违规快感。而对于一个习惯意识形态禁锢的国家来说，人们破坏规则的违规快感，似乎被赋予了精神独立和彰显个性的魔力，自觉不自觉地与挑战制度、追求自由变得相关，---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从而自我消解了破坏规则所产生的心理窘迫和道德耻感。而喜欢“凑够一撮人”结伴破坏规则，一是“浑水摸鱼”的从众心理，二是“法不责众”的人治文化。显然，那些破坏规则者，都明知其行为不光彩，并且要被追究责任，只是在集体行为的迷彩服和法不责众的防弹衣下，放纵自我。当下发生的许多群体事件，一方面是政府不作为、乱作为而引发事端，另一方面源自“凑够一撮人”的民众反规则习惯。“凑够一撮人”的诉求，有合法合理的，也难免有漫天要价，私利膨胀而漠视公共利益的。不久前全国保钓反日游行中，那些趁机打砸抢的暴行者，更是反面典型。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越来越历久弥新，一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