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逆向种族主义”的产生原因八十年代鼓励“逆向种族主义”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的政策需要。八十年代的中国要求迅速地打开国门，接纳来自西方的从投资、技术到思想、娱乐形式等一切东西。从整体上看，“逆向种族主义”的风向很是符合总的政策需要。当然，这不是说当时中国的宣传政策不可以做得更细致、更巧妙，一方面鼓励对外开放，与西方友好，学习西方，另一方面避免这种自虐狂式的“逆向种族主义”。在近代史上有许多非西方国家进行了追随西方的现代化转变，有些十分成功，如日本等，却没有一个国家出现过像中国的这种荒诞的“逆向种族主义”。胡适那时候颇为流行的自贬自虐言论在20世纪80年代再次泛起，并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思潮。以下举几个例子吧。小一些的比如说：西方国家的人际关系简单，不像我们中国，人与人之间整天勾心斗角。其实，说这话的人肯定是没有能够进入西方国家的主流社会的（这确实也不容易，西方国家存在着相当的种族隔膜，中国人即使在西方拼到相当高的位置，也很难成为他们的“圈内人”），因为你只要翻翻西方人写的小说就知道，他们的“办公室政治”有多么复杂，他们的人际关系有多么复杂，他们的尔虞我诈绝不下于中国人。人与人之间勾心斗角固然不好，应该改正，但用不着在这个问题上又崇洋人一通，骂中国人一通。前些年有个“卢刚事件”，一个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想不开，开枪打死了他的几位美国老师及中国同学，于是国内外的中国人同声痛骂“丑陋、凶残的”中国人、中国文化。可不久之后，一位在美国上学的美国学生想不开，开枪打死了他的中国老师及几位美国老师，国内外的中国人则一片沉默，国内的一般老百姓几乎都不知道。大的则更厉害了，如说中国人是一个“污染了地球五千年的民族”。请问，要是可以这样没有标准地乱说，那么，又有哪一个民族不是“污染了地球”五千年，五万年，乃至五十万年呢？还有说中国近代之所以挨打，乃是因为不讲理，乃是因为中国的司法不人道，如果中国的司法与西方一样人道，西方人是不会打中国的，不会要求治外法权的。所以有人就总结出了一条“规律”，说是“落后不会挨打，不讲理就要挨打”。这样的说法经一些著名学者传播，很多人都信以为真。然而，这个说法却被严格的学术考证证明为是时空错位：这个说法中提到的那些比中国更人道的西方司法实践，都是后来的事情，当时的真相是西方的司法实践并不比中国的更人道。中国今天的司法也许有很多地方要向西方学习，但为了向西方学习，就把当时西方对于中国的掠夺和侵略，说成是中国“不讲理”才挨的打，这就是歪曲历史了。无论在当时“逆向种族主义”是否必要，无论怎么评价“逆向种族主义”的“历史作用”，它都不可能是中国人意识的常态。这道理是再简单不过的，很难让任何一个民族永远保持认为自己是卑劣的、理应屈从于其他更优秀的民族这种思想，遑论中国这个有着相当灿烂辉煌的过去，有着十二亿人口，在近代史上虽屡遭挫折却远未显示衰亡迹象的大民族。这是一个用不着什么高深的理论来“证明”的道理。任何生命都有自我肯定的机制，舍此就不能生存。于是，从八十年代末开始，在中国的知识界出现了对“逆向种族主义”的反思，直至九十年代汇成了强有力的“民族主义”潮流。但值得指出的是，“逆向种族主义”在中国的知识界，特别是掌握学术及教育权力的高层知识分子当中，仍占有主导地位。认识到了上述历史背景，就会明白，所谓九十年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只不过是中国知识界从八十年代的自虐狂热向正常的、较为平和、较为多元化的心态的回归。应该说，九十年代的这种心态才更接近于常态。因为是常态，无论是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还是西方人，都必须面对这个常态，与其相处，无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如果你拒绝这种常态，对它施加过度的压力，以期强行改变它，结果很可能适得其反。--------------------------------------------------------------------------我们这里还必须指出：“逆向种族主义”的自虐狂热在今天仅限于上层“自由派”知识分子之中。---------------------------------------------------------------------------一般公众虽然也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