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村民自治和民主化发展道路中国的体制改革在发展过程中。1999年2月26日下午6：30分，中央电视台向全世界播放了一个乡长直选的故事，关注实践民主进程的人都感到，中国的村民自治发展的进程已经出现了结果：在某个地方已经出现了乡长的直接选取。很多人都在关心，村民自治或村的选举，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作为一个历史见证人，愿意把我知道的一些情况介绍给大家。一对村民自治必然性的判断村民自治是必然的，还是随随便便，没有意义的东西呢？一开始推进村民自治，就必须回答这个问题。怎么认识农村改革，就有怎么推进村民自治、加强农村基层管理的方法。十几年前，在农村改革的理论家中间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农村改革仅仅是一个经济过程，它最多有一定的社会意义--给农民带来了身份的自由，但农村改革不可能也不应该和政治民主结合起来，相反，应该学习四小龙，加强对农村的控制。因为那时农村改革很不协调，积极主张推进农村经济改革的理论家和思想家，仍主张对农村以控制为主。另一种看法认为，农村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决不是一个权宜之计，地分给农民，不可能再收回来了，因此，中国农村的发展道路也必然发生改变。经济利益的变化自然地带来了社会利益和政治利益的变化。农村改革是农村社会资源控制的一次大革命，一次天翻地覆的变革。把它仅仅当作经济体制改革，把农民当作经济动物，完全是错误的。不能认为只要满足了农民吃饭的需要，就可以吆喝他们干这干那。农民通过几十年的要求，最后中央适应了农民的想法，把地给了农民。农民最清醒地认识到他们要什么，邓小平把地给了他们，他们说这是"第二次土改"，充分说出了这个巨大的变化。这个变革我们在农村调查中充分感受到了。1988年，农民的不满情绪相当高，他们对化肥、农药等各种各样的东西涨价意见非常大。一个三源县的农民说，"我现在一家的收入，比过去一个生产队一年的收入都多，我自己是生产队长。但要说现在的日子的意见，也比那时候大不知多少倍。"为什么呢？他说，"生产队的时候，我当队长，公家拿走一千块钱，拿走几百斤粮食，我不在乎，反正是公家的。现在从我口袋里掏一块钱，我就心疼得不得了。"改革使利益关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使过去分配资源的体制变化了。分配资源的体制掌握在集体经济名下时，政策可以调控，中央下一道令，人民公社占多少，生产大队占多少，生产队占多少，都行得通。所谓要"个人、集体、国家兼顾"。但是，地一到农民手里，分配权也就操在农民手里。过去乡干部、村干部掌握分配权时，是农民找他们要钱，要粮。到了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是村干部、乡干部在每年秋天收税时挨家挨户要粮钱。农村利益关系最深刻的变革是，主体变成农民了，地位、权力的变化在这儿是最明显的。由此带来的变化是，农民开始不由自主地关心收上去的钱都干了什么。过去，村干部花多少钱农民不能干预，有很多意识形态的东西。现在，干部从农民家里收走钱，再大吃大喝，农民意见就大极了，因为是直接从他家里要，每年要了多少钱，他清清楚楚，每块土地收了多少钱，农民也清清楚楚。这都清清楚楚，农民就要问，你都花去干了什么，你每天大吃大喝，难道我给钱就是干这个的吗？---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农民关心的生长点就在这儿，就是利益关系。因此，农村改革对于政治体制方面最关键的是改变了农村的利益关系。我们通过问卷调查也发现，农村的人口流动非常大，由此带来了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化。有些年轻人外出打工，中学生识字了，再加上收音机、电视机普及。我们调查发现，农民坐在家里聊天，聊的是美国总统竞选的情况。同时，农村社会也开始分化，分成几个阶层，各个利益主体之间也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矛盾，为富不仁的现象开始出现。公共利益的需求和再分配，人们也常常争执不休。这些问题争论得很厉害。农村政治结构的变化也很大。1980年以前，农村实行阶级成份制，"地富反坏右"，实际上是一种政治身份制度。本来是一个经济成份，后来变成了社会成份，但客观上是政治成份制。每个人生来就是政治上不平等的。虽然有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