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古代中央与地方权力分配模式的分析答：商周时期是分权基础上的集权。商代实行宗法分封制以及内外服制度，内服由商王直接控制，外服由各地诸侯控制。但诸侯国不处于商政权直接统治范围之内，地方对中央的威胁较大。西周实行宗法分封制及礼乐制度，天子拥有最高权力，下设卿世寮，。西周的诸侯国依然不属于周王国的地方政权。所以地方对中央的权力威胁还是比较大的。秦朝实行集权基础上的集权。秦朝在地方实行郡县制，县以下设乡、里、什伍组织，地方直属中央管理。在中央秦始皇确立了皇权至尊和家天下，皇帝之下设三公九卿，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辅佐皇帝。中央权力以及地方权力都高度集中于皇帝一身，却没有解决好相权对皇权的威胁问题。汉代实行分权基础上的集权。汉初沿用了三公九卿的中央行政体制，皇帝之下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三公。地方行政采取郡县与封国并存，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地方割据逐渐形成，又逐渐影响了封建中央集权的统治。唐朝实行中央分权基础上的集权。唐沿用了隋朝的三省六部制，三省为中书省、尚书省、门下省，中书省负责决策，门下省封驳审议，尚书省负责执行，三省之间相互协作、相互牵制。尚书省下又设六部，分工明确，提高了行政效率。在地方上设州、县两级建制。唐朝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但后来中央出现了明党之争，地方出现了藩镇割据。宋代中央与地方实行分权基础上的集权，用分权的形式来实现集权。宋朝设两府三司，管理行政与军事，三司管理国家财政。通过机构间的分权、牵制，进而强化皇帝对国家机构的操纵权和对国家事务的决定权。地方设路一级中央派出机构，设“四司”分管地方军事、财赋、民政、司法等。这一系列措施实现了分权，但造成了效率的低下，这也是宋代国势日渐衰微的一个重要原因。元朝用地方集权来加强中央集权。元朝的中央实行一省制，最高行政管理机关是中书省，最高军事机关是枢密院。地方实行行省制。行中书省、行枢密院、行御史台代表中央分治地方行政、军事、监察。行省下设路、府、州、县四级，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明朝实行集权基础上的集权。中央废除宰相制度，建立内阁制。明朝实行一省六部制，只设中书省，统领六部。另设都督府管理军事，御史台执掌监察。在地方设三司分管民政财政和军政，省下分府、县两级。废除丞相制度，消除了相权与君权的矛盾，地方机构的改革，也达到了地方权力集权于中央的目标。清朝仿明制设内阁，后设军机处，军机处有权修改内阁的票拟。军机处是皇权高度发展的产物。设六部进行行政管理。地方政权机关分为省、道、府、县四级。此外，还设立了专门管理民族事务的理藩院和管理皇族事务的宗人府。中国古代中央与地方权力的总体特征是集权在不断加强，但是方式也在不断变化。2.中国古代封建法典体例的变化答：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成文法典是战国时期李悝支持制定的《法经》，《法经》共六篇，分别为《盗法》《贼法》《网法》《捕法》《杂法》《具法》。第一部分包括前四篇，主要是惩治盗贼犯罪的法律规定。第二部分是《杂法》，主要是惩治盗贼罪以外其他犯罪的法律规定。第三部分即第六篇---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具法》，是关于定罪量刑原则的法律规定，相当于总则。《法经》改刑为法，是中国古代成文法典之源。商鞅变法之时，改“法”为“律”，颁布了《秦律》，律更具有稳定性规范性和普遍适用性，但《秦律》过于杂乱，缺乏体系性。萧何制定的《九章律》是汉朝的基本法典，这部法典包括盗、贼、网、捕、杂、具、户、兴、厩九篇，前六篇继承了以刑为主，诸法合体的法典结构。此后，叔孙通编订了《傍章律》十八篇，张汤编订了《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编订了《朝律》六篇。《九章律》《傍章律》《越宫律》《朝律》合为汉律六十篇。三国时期，魏明帝时编写了《新律》十八篇，沿用了《九章律》五篇，新增十三篇。将《具律》提前至于篇首，改为《刑名》，突出了法典总则的性质和地位。两晋南朝时，颁行《泰始律》，共二十篇，保留《九章律》七篇，新增或修改十三篇，保留第一篇《刑名》，新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