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绥铭-潘绥铭：我为什么研究“小姐”潘绥铭性社会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潘绥铭是一个无论学术还是为人都很有个性的人物，而作为一个老北京人的先天语言优势，赋予了他连学术性表达都富于节奏和韵律的能力，他能把对方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都回答得波澜迭起。同时他是一位快乐的老人，也是一位能让人快乐的老人，于是课堂与谈话，都诙谐而生动，与众乐乐。于是乎，与其让听者再技巧性地复述，不如原汁原味地听听他怎么说—1995年，我的一个发小做个体生意发了点小财，有钱带着我到处去玩。其实我知道他就是把我当花瓶，你看，我有一个当教授的朋友。在这个过程中，我接触到了“小姐”，就是性工作者。我是研究性社会学的，从学术上讲这个问题是绕不过去的，你研究性社会学但不研究“小姐”这个问题，是很荒谬的，所以到了1998年，我就下定决心要做一点调查。我用了一个白天加一个通宵的工夫，试图把对潘绥铭的采访“谋布”成一般的人物报道文本，但最后不得不放弃，因为他在受访过程中只谈研究，而不太涉及个人的情况，所以只能用这种自述式的格式了。但除了自述之外，也还有一些有意义的内容可以继续分享。65岁的潘绥铭是个幽默的长者，无论是听他上课，还是跟他谈话，时间都过得飞快。11月24日这个风雪漫天的夜晚，北京师范大学，他把一个班的学生的注意力牢牢抓着，每隔几分钟，教室里就会传出一阵会心的大笑。高潮之时，他甚至会顺口就唱起来。他在谈“性”。在这位长者的引领下，课堂上没有羞涩，学生们进入一种抛却社会观念束缚的纯学术思考状态。一名女生站起来，借提问之机阐述了自己对性的独到看法，潘绥铭突然立正，向她敬了一个礼。坐在下面，那一刻有些思绪万千。我想，这个礼，其实是敬给潘绥铭自己的。尽管是学术研究，但在中国公开谈性是何其艰难。我想，潘绥铭30年的研究过程，大多数时间里恐怕只能把耳朵塞起来，才能坚持下去。但这只能是猜测。这老先生对我说了很多，但几乎不谈自己。1985年，中国的社会学还没有恢复，他就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开设“西方性观念发展史”课程。公开资料显示，那时就有一些学者颇有微词，说“他就是整天想着那事”，有女生则认为这是“不知羞耻”。当我问潘绥铭那时是否感觉到舆论压力的时候，他说完全没有。“私下里有些人肯定会议论，但没有一个人当面对我说过。”没有当面说，就是没意见，这种态度很可爱，也许这就是潘绥铭能冲破各种障碍在性社会学方面创造一片学术天地的精神“愿力”。对一个敏感领域的研究得以进行，客观效果必然是为这个领域脱敏。如果这种脱敏效果事实上成为了一个社会观念现代化的重要指标，当事人是会有成就感的。社会学一直不是“显学”，因为这一门学问很难在市场上变现，而潘绥铭却以性社会学研究声名远播，不可否认那个“性”字的吸引力。其实潘绥铭的教育背景是世界史。1984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任教，1985年5月他就开设了“西方性观念发展史”这一课程，范畴上属于历史文化领域。“开课的时候领导也不知道我要讲什么，那时候还只是一个副业，我正式的课程是世界史，只是把世界史中的一个小部分单独拎了出来。”这个不起眼的课堂，却事实上彻底颠覆了潘绥铭的学术方向。经历1989年课程被取消，1990年再次恢复的时候，已经更名为“性社会学”，隶属社会学系，潘绥铭随之变成一名社会学教师。真正让他声名远播的，是后来对性工作者群体的调查研究，这种声名似乎是两面的，因为至今中国社会仍然在发生着性文化节上向性社会学专家泼粪的故事。剥离各种社会上对他的偏见，潘绥铭无疑是一个认认真真做学问的学者，但他自己也一直面临着某种来自学术方法论方面的责难。作为读者，会发现他的著作都很好看，文字活泼，一洗学术界并不鲜见的艰深晦涩。于是我就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