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苦的科研历程（一）北京外国语大学刘润清说明：本文最初发表在大连外国语学院的《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年第6期，题目为“外语中的实证研究”。我写“漫长的学习道路”后，感到余言未尽；学习写了，科研还没写，于是又写了“艰苦的科研历程”，成为“漫长的学习道路”的姊妹篇。但是，我不好意思都让《外国语》给我发表，于是就投到《外语与外语教学》那里去了。发表时题目改为“谈外语的实证研究”，这次收录时又改为“艰苦的科研历程”。这里记载的，与其说是我自己的体会，不如说是许国璋、王佐良等前辈的关于科研的教导，也是北外多年来形成的重视科研的伟大传统。艰苦的科研历程（二）一所大学的学术地位和教学质量取决于其教师的科研水平。一位优秀的大学教师能够把教学和科研有机地结合起来。研究者从事教学活动是有益的，因为教学给他以灵感，让他发现课题，验证理论或开展实验。而科研活动又能保证教学的科学性、前沿性及时代感。一定量的科研活动能使教师保持对教学的高度兴趣，这样，他就不会有“教书匠”的感觉。科研使教师在学术上永葆青春。然而，教师在业余时间搞科研有不少困难。例如，没有足够的时间，没有足够的资料，没有机会参加学术研讨会等。最主要的是，有没有懂行的老师指导你，你自己又没有兴趣，决心和适当的科研方法。其中，起关键作用的还是主观因素：你有没有兴趣和吃苦的精神。有了这两样，其他条件都可以争取或创造。从1980年写第一篇文章起，我的科研历史已经有23年了。这段科研历程的每一步都是艰辛的、坎坷的，但同时也是给人教益的，令人欣慰的。我最深切的感受是：名师指点至关重要。1980年，通过许国璋先生，我结识了赵世开先生。赵先生当时在《动态语言学》（《当代语言学》的前身）编辑部工作。他知道我当时在读许老的语言学研究生，就把他刚刚得到的肯尼思·派克(KennethPike)（美国著名的法位学理论的创始人）的《语法分析》（GrammaticalAnalysis）一书转给我，让我写篇评介。我当时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拿来就啃，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写出一篇像样的评介文章发表了。当时自己很得意，现在回忆起来才知道，首先是老师选题选得好。赵世开先生知道，那时，法位学理论在中国还不曾有人介绍过，但在美国已经出了不少书和文章。出乎意料的是，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我就与派克先生取得了联系，很快，他就来信表示希望来中国讲学。我把邀请派克先生的报告打上去，王佐良先生立刻就批准了。就这样，派克先生就来北外讲学了。派克先生的讲座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调查生疏语言有一套高超的技术，这是传教士语言学家所接受的训练使然。一是他有办法准确地记录下生疏语言的发音。如，他让我们用中文说“我有一个苹果”，几遍之后，他就可以准确地重复出来。二是他有一套调查语法系统的方法。如，他让我们说“我打他”“他打我”“我有两个苹果”“我有三个苹果”等，他就知道了中文宾语不变化，多数不变化的规律。派克先生知道我国的语言学家王力，并提出与他见面的想法。我陪他去见王力时，这两个大学者交流起来，我只能听懂只言片语。他们二人关于语音学和音系学的谈话，也远远超出我的理解能力。与派克先生在一起的日子让我懂得，在语言学的探索中，我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此后，我又写出好几篇关于法位学理论的文章。赵世开先生的指点不仅让我发表了多篇文章，而且引导我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我也碰巧成了第一个把法位学语法理论介绍到中国的人。另一个例子是，许国璋先生有一次对我说：“你去把图书馆里有关languagetesting的书都借出来读一遍。”当时，我对languagetesting一无所知，更没有想到它后来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科。但我很听话，就到图书馆把能查到的有关语言测试的书（约有10本）统统借了出来。把这些书抱回去一看，我才吃惊地发现，这是一个很大的研究领域，而且前人早就有了很多研究。在这些书中，有几本让我爱不释手。我通宵达旦地读着这些书。很快，就写出了一篇有关语言测试的文章。1980年在广州的一个学术会议上，我这篇文章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后来在广外的《现代外语》上发表。当时，研究测试的还有桂诗春和杨惠中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