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手稿遗失问题真相江青利用鲁迅手稿遗失问题制造大案、冤狱“文革”中鲁迅手稿遗失问题，有人撰文称为“震撼全国”的大案。此事的确云谲波诡，惊天动地。鲁迅先生夫人、全国人大常委许广平先生为此事急愤交加心脏病发作猝然逝世。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决定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负责追查鲁迅手稿下落。杨成武又交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具体办理。江青则借此大兴大案、冤狱。一、追查鲁迅手稿成为“杨、余、傅”事件的由头之一，即所谓在杨成武指挥下，傅崇碧“WZ冲击中央文革”。傅崇碧接受杨成武以及江青、陈伯达布置的追查鲁迅手稿的任务后，和卫戍区的副司令员、副政委等几个人，废寝忘食，连续作战，花了三四天的时间，查清鲁迅手稿就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保密室，十分高兴，急于向江青、陈伯达报告。于是，１９６８年３月８日，傅崇碧带着卫戍区副司令员刘光甫、副政委周树青和他的秘书冯正午赶往钓鱼台，经请示陈伯达的秘书进来了，姚文元把他们接到钓鱼台１６楼的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不一会儿，江青带着秘书杨银禄来了，不问青红皂白，大发淫威，冲着傅崇碧狂叫：“你们来这么多人干什么？是不是抓人啊？”傅说：“我们是来汇报的。”这时，傅崇碧的秘书冯正午由于几个晚上没睡觉，又有低血糖病，也没见过这阵势，一下子晕倒在沙发上，口吐白沫。他的提包掉到地上，滑到江青脚边。江青跳了起来，说提包里有手枪。就是这件事，后来被定性为“WZ冲击中央文革”，除杨成武、傅崇碧被撤职监禁外，傅的秘书冯正午和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刘光甫、副政治委员周树青等先后被拘留、逮捕、隔离反省、离职检查。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伯达的秘书王保春被逐出钓鱼台。１９６８年３月８日，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在钓鱼台东门打电话到陈伯达办公室，说他和卫戍区的副政委、副司令员要进钓鱼台汇报鲁迅手稿的事。陈伯达秘书王保春接电话，适逢陈伯达不在，没法请示，他觉得卫戍区司令员有什么不可以进钓鱼台，又经常来，于是答应：进来吧。为此事，江青通过陈伯达要王保春两次做检讨，还将其检讨在政治局常委中传阅。江青怒气冲冲地对陈伯达说：“照顾你的面子不逮捕他，但他不能在钓鱼台工作了！”陈伯达无奈，只得将他多年的秘书调离钓鱼台。王保春就这样被逐出了钓鱼台。三、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王广宇被投入监狱７年多。王广宇原是马列主义研究院的工作人员，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不久，被调到中央文革小组做秘书工作和服务工作，１９６７年１月到８月任办事组组长。他和这批鲁迅手稿的事毫无关系，只是此前戚本禹派他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总xx韦君宜家取过一批材料，其中有一份鲁迅手稿，取回后就交给戚本禹了。陈伯达把这件事和要追查的鲁迅手稿事混在一起。３月４日晚上，陈伯达和杨成武带着当时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肖力找到王广宇，要他交代。王广宇说了戚本禹派他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取材料的事，但和要追查的鲁迅手稿对不起茬来。陈伯达就说王广宇不老实，硬诬蔑他和戚本禹把鲁迅手稿“卖掉了、私分了、烧毁了”，根本不听王广宇申辩。当场，王广宇就被抓了起来，投入监狱，一直到１９７５年５月才获释。四、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总支书记王道明和工作人员周占凯被投入监狱关押了７年多。王道明是解放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刺杀能手，写有论刺杀的辩证法方面的文章，闻名全军。周占凯是一名优秀的解放军基层干部。他们都是“文革”初期调到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工作的。他们之所以被抓，是因为他们曾受戚本禹指派到许广平家，告诉她不要和潘梓年、郑公盾联系。江青斥责他们：“胆大包天，竟敢接受戚本禹的旨意，背着中央文革去威胁许广平！”就为这莫须有的罪名，王道明、周占凯被抓，在监狱里关押了７年多，也是１９７５年５月才被释放。所谓鲁迅手稿遗失究竟是怎么回事？其实很简单：戚本禹奉江青之命从文化部取到中央文革小组江青等人如此大张旗鼓、兴师问罪，而所谓鲁迅手稿遗失问题究竟是怎么回事？实事求是地说，不论从今天看，还是从事情发生的当时看，都是非常简单明白的一件事情。江青等人随意给戚本禹扣上“盗窃”鲁迅手稿的罪名，这是别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