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内容提要】中国现代性的发生，摧毁了传统知识分子对于家族的社会认同、对于国家的政治认同和对于儒教的文化认同，使新知识分子发生了身份认同危机。中国现代性的历史就是知识分子寻找精神家园的历史。随着革命及新中国的建立，这种危机得到特殊形式的解决。改革开放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新的身份认同。【关键词】现代性中国知识分子身份认同自从中国现代性发生，传统社会解体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就陷入了一种生存困境，同时也开始了漫长的身份认同的历程。由于知识分子是现代性的载体，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这个历程可以解释现代性在中国的命运。中国传统社会的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基于三个层面，即对家族(祖先)的社会认同、对国家(皇帝)的政治认同和对儒教(孔子)的文化认同。家族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也是传统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基础。中国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民间社会，传统民间社会实际上就是家族。传统知识分子不是独立个体，也没有社会活动的空间，而是家族成员，他们没有从家族中分离出来。传统知识分子不仅在家族中生长，而且在家族中受教育(私塾和家教)，在家族中尽孝，延续家族事业是他们的最基本的职责。如果不能出仕，就做乡绅，为家族服务。如果出仕，是代表家族为国效力，光宗耀祖。将来致仕，就荣归故里，造福桑梓。总之，家族是最后的归宿，不仅在生活意义上，而且在精神意义上都是如此。传统知识分子可以没有国，但不能没有家，在仕途不得意时，往往就回到家族去，从而找到了精神的寄托；而所谓归隐，实际上是回归家族。传统知识分子的道德理想是“内圣外王”，“内圣”是“修身”，而“齐家”是最低要求，是“外王”的基础，最高理想是“治国”、“平天下”。因此，国家成为传统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之所在。这种“外王”理想不仅仅是一种功利行为，由于它与“内圣”联系起来，因此也是一种最高的人生境界。传统知识分子的文化之根是儒教，儒家学说几乎是传统知识分子的全部知识，它既是一套道德一政治学说，又是一种信仰体系(所谓“内在的超越”)，没有发生形上与形下、经验与超验的分化，也就是所谓“天人合一”、“体用不二”的准哲学和准宗教。儒家学说不仅论证了“外王”的合法性，而且为知识分子提供了终极价值。这就是一种“圣化”的境界，它使世俗的活动(齐家、治国)具有了神圣的意义。在传统社会里，往往有一个最高的权威即“卡里斯玛”，成为整个民族的信仰。中国传统社会的“卡里斯玛”是家族(祖宗)——国家(皇帝)——儒教(孔子)三位一体，中国知识分子也是这个“卡里斯玛”的信仰者和论证者，同时也在这三个层面上实现了自我认同。现代性是一个“祛魅”的世俗化过程，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的“卡里斯玛”解体，传统家族、国家、儒教被摧毁，“圣”沦落为俗。现代性的发生，意味着家族的解体和家族权威的衰落。由于外国资本的入侵和国内资本的产生，社会化的商品经济打破了家族化的自然经济，现代城市兴起，造成农村破产，家族解体。同时，现代知识分子产生。他们虽然大多数出身于农---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村，但不可能再返回农村，而是脱离家族，流入城市，成为城市平民。正是由新知识分子发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他们倡导个性解放、平等自由，首先就是反对家族制度，家族主义因受到个性主义的冲击而衰落。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和曹禺的《雷雨》之所以引起广泛的共鸣，就在于抨击了旧的家族制度，讴歌了个性解放。家族失去了以往的神圣，而且变成了罪恶的渊薮，祖先这个民间的“卡里斯玛”也失去了魔力。知识分子因此脱离了家族的羁绊，获得了人格的独立。现代性的发生，也摧毁了传统国家，致使君权崩溃。在西方列强的打击下，传统国家日趋衰微，君主权威一落千丈，于是就有变法和革命发生，传统的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1905年清政府被迫废除科举考试制度，断绝了知识分子与国家的联系渠道。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不仅改变了中国的政体，而且也打倒了皇帝这个政治“卡里斯玛”偶像。从此，中国知识分子就失去了“外王”的理想，也从国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