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的“范式陷阱”发信站:南京大学小百合站(SatMay2111:11:382011)中国大学的“范式陷阱”题记：追溯大学之负向功能，并非吹毛求疵，一味责难大学，而是在一种全景审视的层面上去客观、公正的评判大学，一个大学能否形成感召力也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这种接受他者批判以及自我批判的理念与实践。北大学者卢晓东在《科学时报》（2011-03-01）发表的文章《范式陷阱及其对创造性的制约》为我们重新理解大学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角。依据科技哲学家库恩的范式概念，卢晓东在文中指出，“也许在旧的范式中学习越多、掌握更加精确、不断在旧范式中取得成功的人，陷入旧的范式陷阱越深，越难以跳出陷阱而作出创造。”这是一个很有意思，也很能发人深省的说法。依照社会大众的大学想象力，大学者乃生成个体发展资本的极好场所，它是社会进步的发动机、助推器，我们的教科书上也一再教导我们，我们的大学何其伟大，培养了多少精英人士，造就了多少丰功伟绩。然而，很少有人能突破这一思维逻辑的窠臼，想想大学的负面功能。在现代性的迷雾中，大多数人之于大学的理解停留在了“象牙塔与否的语境”之中，即使有人质疑大学的缺陷也往往从个体的角度来看待，并未将其上升到现代社会的构成和演变的层面上来。事实上，在教育社会学的语境中，已经有一些学者探讨过教育的负向功能，这种思路是迥异于常人的思维方式的。依据钱学森之问的思路，卢晓东的“范式陷阱”的提法确实很有新意，但我们要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思考的却是，缘何我们的大学陷入了这样的“陷阱”中去，它的原发机制是什么样的？对此，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理论为我们打开了理解大学教育的另一扇视窗。首先，大学是有自身的价值取向的，这种取向符应了既定的社会秩序，再生产了优势社会资本群体的利益。依据这种法则，大学之于社会优势群体维持着其“利益最大化”的秩序，这一点在中国大学招生中尤为凸显。其实，在中国考选社会的境遇当中，高考筛选在社会优势资本再生产的层面上的意义，远远大于人才选拔的意义，分数承载的内容无论如何也难以同一个学生的整体素质相挂钩。从教育社会学上来看，高考本就是个嵌入了既定社会秩序的筛选器。它的价值更多地不在于选拔了多少人才，在于它成功的维系了既定的社会秩序，排斥了大多数弱势群体的子女（譬如，由于文化弱势造成的农村学生考不过城里孩子的现象，985大学农村学生比例下降的趋势），真得是他们都不够优秀吗？其次，这种再生产的方式是非常隐秘和巧妙的，它能让依托于大学教育的“社会排斥机制”轻而易举的获得社会各类群体、各种阶层的认可。如此一来，一个人无缘大学的话，会很自然地将其归因于个体因素（譬如，自己脑袋笨，学习不够努力）。对此，法国学者布迪厄在《国家精英》中的深刻、细致的论述值得我们反思；最后，大学教育内部也因为现代性的弊端，出现了作为“计件工”的老师们以“工厂、作坊式的生产方式粘贴、复制毕业生的做法。”基于此，“流水线的教育隐喻”极好的诠释了大学的运作逻辑。在中国，大学治理结构秩序和官僚秩序的同构性，无疑让这种“流水线作业”发挥到了极致。---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在此等教育范式下的大学教育不仅仅是“无德的教育”，自身缺乏教化的意蕴，更是以无以复加的媚官和媚俗的办学姿态，造就了一个泛政治化的教育运作逻辑。最近一部分学人热衷于探讨中国大学发展模式的话题。他们的理论假设是，中国大学经历了从最初的学日，到后来的学美，再延展至建国后的学苏，改革开放后重又学美的历程，没有自己的发展路径和模式，这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了（消费主义），但是，根据上面的论述，“中国大学没有自己的发展模式”的说法就显得颇为可疑了。中国大学没有自己的模式吗？显然不是，否则今天的人们为何热衷于“大学去行政化”的议题呢？而且，从卢晓东“范式陷阱”的理论假设中，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演出，正是因为“模式化了的中国大学”在教育方面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才造就了我们的大学并非创造和育人指向的教育目的。由此，大学的秩序中缺乏教化的本色，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