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问题的社会学视角当前中国社会信用危机的成因非常复杂。概括地说，它是世界现代化、中国社会转型、中国文化传统三重逻辑叠加的结果。信用是一种由立信和授信过程契合而成的社会心理状态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从道德的角度来理解信用，认为信用就是一种道德素质和水准。这种理解有一定合理之处，但不全面。从社会学角度来看，所谓信用，简单地说就是“可信度”。说某个人有信用，实际上是说这个人有某种值得他人信任的素质。伹这并不等于说，信用就是一个人的单方面的素质。事实上，一个人所具有的素质，只是形成信用的一个方面。一个人具有某种高尚素质，但不为人所知，或人家不认可、不相信，这个人的信用仍然建立不起来。由此可见，任何信用状态都是一个双向选择的结果。换句话说，任何信用的产生、存在和发展都同时离不开两个过程：一是立信，即试图建立信用的人向外界展示自己的某种素质，以获取信任；二是授信，即外界肯定此人的某种素质，并给予某种程度的信任。这两个过程是相互联系而又相对独立的。一方面，任何信用的建立都依赖于外界的授信，两者是不可分离的；但另一方面，一个人为建立信用所付出的种种努力并不一定能够得到外界的认可，所以两者又是相对独立的。中国传统文化比较强调立信，片面地认为“好酒不怕巷子深”，只要具有某种素质，外界的授信是迟早的事。但事实并非如此。一个工厂的产品再好，不加强宣传，不为消费者所知，或不能消除消费者的疑虑，那它在消费者心目中就仍然没有信用。简单地说，信用是一种由立信和授信两个方面契合而成的社会心理状态。任何信用事实，实际上都是同时来自立信和授信两个方面的多种因素在一定社会情境下排列组合的结果。来自立信方或授信方的任何一个因素的改变，都会导致信用事实的改变。显然，由于影响任何一方心理的因素都非常多这些因素之间排列组合而成的数目也是相当大的。因此，信用的形成和变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心理过程。我在这里强调信用是一个包含立信和授信两个过程的复杂的心理过程的目的，是想表达以下三层意思:第一，信用问题的出现，并不完全是由于立信方或授信方的素质存在问题，而有可能是双方在心理上契合不佳，用俗话说就是，双方没有对上卯。特别是在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外国人打交道时，这种问题经常出现；第二，即使信用问题是由某一方的素质问题引起的，但也不一定就是道德素质很可能是能力、知识等；第三，既然信用实质上是一种同时杂有理性、情感甚至情绪的复杂的社会心理，那么，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就不能仅仅着眼于技术或制度建设，以为通过对背信行为的惩罚或监控就能一蹴而就。这是因为，社会心理的转变，尤其是情绪和情感的转变，通过单纯的压制是不可能实现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体系的调谐才是关键。信用是社会交往的必要条件和简化机制人生在世，必须与他人发生各种形式的社会交往。但是，任何交往都是有风险的，只是大小有所不同。所以，任何人在社会交往过程中，随时都在评估他人的信用，并根据评估的结果不断调整交往的方式和深度。不过，虽然每个人都在努力地评估他人的信用，以降低可能发生的风险，但人的认知能力毕竟是有限的。因此，信用的授受并不完全是以理性为基础的，而是杂有很多感性、感情方面的非理性因素。可以说，任何信用的产生和发展都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总是杂有非常微妙的感性的或感情的因素。在这个问题上，社会学和经济学是有分歧的。正是由于信用状态中杂有不同程度的感性和感情成分，所以信用的授予在某种程度上就具有情感所特有的“晕轮效应”。所谓“晕轮效应”，通俗地说，就是爱屋及乌、恨屋及乌。前段时间有报刊报道，一位港商在北京三里屯遭到商贩殴打，从而使她下定决心把在北京的投资项目转移到天津。由此可见，人的理性是不完备的，它并不能保证整个社会交往的良性运转。相反，信用才是社会交往的必要条件，是整个社会交往的前提和基础。信用不仅是社会交往的前提和基础，还是简化社会交往的复杂性、降低社会交往成本的一种重要机制。如前所述，任何社会交往中都蕴含着某种风险，越是现代的社会，其社会交往就越是复杂，风险就越高。为了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