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生态问题政治化及生态民主的学理分析沈承诚摘要：寻求社会主体间的环境价值共识应首先从政治体制改革入手。否则环境价值共识的制度性保障缺失就会导致持续性的环境衰退和周期性的社会阵痛。西方国家也曾面临城市化和工业化带来的环境衰退难题，且环境衰退问题的最终解决又落实在西方民主政治的生态转向上。这就有必要细致梳理西方国家生态问题政治化的过程，并对西方政治生活的生态转向，即生态民主进行系统的学理分析，以期裨益于尚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的环境治理。关键词：生态；政治化；生态民主；价值；功能：D502：A：1003-854X（2014）09-0028-0620世纪80年代正是西方生态政治运动如火如荼的时期，而此时的中国刚结束十年“浩劫”，正处于国民经济崩溃的边缘，经济发展成为整个社会的集体价值观念。基于这一价值观念的一系列政策输出，虽带来了经济的超常规发展，却也带来了生态环境的极大破坏，社会公众的生态治理诉求与日俱增。如果现存制度体系无法对此作出有效回应，群体性或者集体行动将成为相关主体利益表达与获取的重要工具。应该说，环境群体性行动的频发促成了我国政治的生态转向，即生态政治化进程的起动与发展。相比其他群体性行动，环境群体性行动往往具有明显的环境维权标的，但这种看似简单的标的背后，事实上存在复杂的动因结构。而且，伴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全国范围内的环境退化已成事实，加之社会公众环保、健康意识的增强，一旦某地发生环境群体性行动，现实生存环境中的类似经历将孕育感同身受般的心理结果，形成显著的跟随模仿效应，进而可能激发新的环境群体性行动。另外，环境污染易，治理与恢复的难度却很大，尤其是已对当事人身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环境污染，若后续治理效能不高，矛盾消解措施不力，则可能反复引发群体性行动。从根本上讲，寻求社会主体间的环境价值共识应首先从政治体制改革人手，使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基础由个人魅力走向法理政治，否则环境价值共识的制度性保障缺失就会导致持续性的环境衰退和周期性的社会阵痛。究竟政治体制改革应如何进行呢？西方国家也曾面临城市化和工业化带来的环境衰退难题，且环境衰退问题的最终解决又落实在西方民主政治的生态转向上。这就有必要细致梳理西方国家生态问题政治化的过程。进而对西方生态民主进行系统的学理分析，以期裨益于尚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的环境治理。一、西方生态问题的政治化生态问题政治化表明生态问题日益成为影响现实政治权力结构与利益资源分配方案的重要因素。可以生态问题政治化的典型外化形态——绿色运动为例进行逻辑分析。基于莫根斯·彼得森的政党生命周期演化规律，西方国家的绿色运动均经历了如下阶段：从街头运动到组建政党，参与选举进入议会和政府。（一）生态问题认知变革与生态政治化运动的序幕。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各国囿于增长型经济模式。完全不顾及环境的承载能力，仅将环境问题看成是技术问题，从而造成了一系列生态危机事件。著名的“八大公害事件”就是真实的写照。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以大量详实的调查事实揭露了滥用农药尤其是有机氯农药和杀虫剂等对生物体及其生存环境所造成的危害，并描绘了如此下去的可怕前景：原本生机盎然的春天将如死寂一般。面对生存危机。成千上万的公众涌上街头进行游行示威，并把斗争的矛头直指环境公害的元凶资本家及无所作为的地方政府。20世纪60年代末，美、英、法、德等发达国家相继爆发以环境治理为主题的街头抗议活动，拉开了当代西方生态问题政治化运动的序幕。（二）生态问题的根源追溯与生态政治化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以后，人们逐渐认识到现行经济发展模式与环境问题的内在关联性，即现行经济发展中，环境的无价值假设结合最大经济效益的运行规则不但不能确保环境治理的实现，还会不断导致新的环境问题。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著名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该报告通过模型分析认为：如果以人口增长、粮食供应、资本投资、环境污染和资源耗竭为经济增长因素的话，世界的环境及自然资源就会陷入“灾难性的崩溃”。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