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其人其地：体制的比较“流动工人”制度的前世今生：征发劳工——持证“流动”——自由就业与定居中国与南非有许多耐人寻味的比较点，比方说“矿难”的比较（中国与南非都是“矿难大国”，而且矿难具有身份性：中国的农民工与南非的黑人是矿难的主要蒙难者）等等。但是最本质的比较应该是体制上的，尤其是前引夏吉生先生所言的劳工制度与土地制度。南非的种族压迫在经济上集中表现为“流动工人”制度。应该说，劳动力流动如果仅仅作为一种现象，未必就与压迫有关。南非民主化十几年之后的如今也还是有流动工人（主要是来自邻近各国的外籍劳工）。但种族隔离时代的“流动工人”却是一种排斥性的制度安排，如前所述，那时南非官方对黑人劳工实行所谓“有序”流动，规定他们进入城区“只是暂时性的，……他们只是作为找工作的人，而不是作为移居者被允许进入的。”这与我国规定“农民工”只有“暂住”权，几乎如出一辙。这样的制度造成大量的“两栖人”，“户口”在农村（我们叫“新农村”，南非叫“黑人家园”），人在外打工；青壮年外出老人妇孺“留守”乡下；平时在城里，过年蜂拥回乡住几天，号称“候鸟”（“流动工人”的英文词义其实就是“候鸟式工人”）。这种制度造成的一种最有名的景观，就是过年前后回乡又返城的“民工潮”。中国新年前后的“民工潮”之“壮观”已是尽人皆知。而堪与相比的就是南非。今天南非黑人劳工最大的聚集地索韦托有个据说是非洲最大的长途巴士总站，圣诞节前这里会出现南非式的“民工回乡潮”。（组图：索韦托巴士总站和1990年代的广州车站）但是南非朋友告诉我：如今这些返乡民工已经多是外籍工人，南非本国黑人劳工在民主化以后大都在城里安家（哪怕是在所谓贫民窟里），不再是“候鸟”了。而种族隔离时代的“民工潮”才与中国如今类似，是由本国“流动工人”构成的。但历史地看，“流动工人”的前身其实是更糟糕的“征发劳工”。中国与南非在这方面有非常类似的发展轨迹，即征发劳工——持证“流动”——自由就业与定居。只是南非在民主化以后已经结束了第二个阶段，黑人取得了自由就业与在城里安家定居的权利，而我国还处于“持证流动”这个南非种族隔离时期的阶段在改革前，我国曾以严格的身份壁垒和户籍管制把农民禁锢在乡间。而南非也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实行排斥黑人的“白人城市化”——同样是通过管制实行歧视性的准入制。1921年时，占南非人口总数70%以上的黑人，只占城市人口的13%。[1]黑人就该是“乡下人”——这个观念在南非当局那里可谓根深蒂固。在我国改革前的命令经济时代，农民得到特别恩准改换身份的“招工”机会极少，“民工”这个概念在当时并不意味着打工挣钱，而意味着对农民劳动力几乎是无酬的征发调集与自古以来百姓对朝廷的劳役负担性质类似。那时只要农闲，青壮农民几乎都要“出民工”，有时连农忙时也要保留部分“民工”连续作业。笔者当年就曾作为民工参与过许多工程建设，亲身体会到这种劳役负担之重并目睹了农民躲避“出民工”的种种现象。[2]那时农民是没有自愿出去“打工挣钱”之说的。由民工变成“市民”就更不可能了。自行外出打工，那时叫做“盲流”（文革时一些地方甚至俗称“流窜犯”），被抓是理所当然。改革后像孙志刚事件那样引起舆论哗然的事，当时根本就是名正言顺的正常现象。连打工的权利都没有，更别说居住，所以那时是不会有“暂住证”的。农民有事进城，需要以具体事由开具一次性的“证明”，否则就有作为“盲流”被抓之虞。而在南非，1834年废除奴隶制后也曾长期保留征发手段来利用黑人劳动力，如1894年的格伦格雷法就规定：每个成年黑人每年必须在居住地以外劳动3个月，否则必须交纳10先令的劳动税来代役。在那个白人抓黑人当差而黑人躲避不迭的状态下，对白人来说问题也不在于要“隔离”黑人。所以“种族隔离”（Apartheid）一词也是到1947年后才出现。[3]但应当强调：这绝不意味着此前黑人待遇更好。于是，改革前我国的“身份社会主义”与南非的“种族社会主义”颇为相似。由于我们的农民与他们的黑人当时都难以为挣钱而打工，也都没有成为都市制造业工人的主体。那时中国的城市制造业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