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哀悼”之名摘要：哲学化的哀悼反思哀悼活动，并在反思中深入哀悼对象的思想深处；哀悼文学以最直接的情感抒发把读者带入哀伤的境地，却以哀伤净化灵魂；喜剧化的人生告别会则以轻喜剧的方式冲淡哀伤，使哀悼者更轻松地走出哀伤。尽管哀悼方式各异，然而它们接续了死者活在人们心中的东西，让逝者永生，让生者有能力去哀悼死者，并由此变得坚强。关键词：哀悼；哀悼哲学；哀悼文学；人生告别会：I106文献标识码：A：16721101（2015）02005405Abstract：Philosophically-orientedmourningforcespeopletointrospecttheworkofmourningandtouchesthedepthofthemourned.Themourningliteraturesteersthereadersintolamentandcatharsizestheirsouls；acomicfarewellceremonywatersdownthesadnessandhelpslamentersoutofitmoreeasily.Althoughindifferentways，mourningcanmakethelivingemphasizetheexperiencesandspiritsofthedeceasedandcoexistwiththemsothattheycanbearthelamentandbecometougher.Keywords：mourning；mourningphilosophy；mourningliterature；farewellceremony逝者长已矣，生者如斯夫。哀悼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情感，哀悼活动是人类特有的仪式，甚至有人因哀悼而名垂千古，古今中外皆然。《悼亡诗》使潘岳名垂史册；韩愈的《祭十二郎文》被誉为“祭文中的千年绝调”；袁枚的《祭妹文》情真意切，生动感人，传诵至今；弥尔顿的《黎西达斯》让人们至今感受到斗士的铁骨柔情；而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则让人们见证了伟大的友谊。尽管哀悼者所处时代不同、所处地域不同，悼念的方式也有差异，但相同的是，哀悼者与被悼者在哀悼中获得了共生。在人类哀悼史上，“最为纯正的哲学家”德里达也占有一席之地。一、哀悼哲学德里达是一个奇人，其文奇，其事奇。其文“离经叛道”却发人深思、引人震惊，新人思想；其行奇，在悼文不那么发达的西方，他却写有十几篇悼文，一众著名学者去世皆赋一悼文以资纪念，这就是后来由Pascale-AnneBrault和MichaelNaas整理出版的TheWorkofMourning。该书收录他写的十四篇悼念文章，以纪念巴尔特的《罗兰?巴尔特之死》（TheDeathsofRolandBarthes）为开篇，以悼念利奥塔的《毫无保留的友谊：利奥塔与我们》（All-OutFriendship：LyotardandUs）收尾，此外还包括德?曼、福柯、阿尔都塞、德勒兹、列维纳斯等我们耳熟能详的名人。但是与那些充满感情、寄托哀思的悼文不同，德里达的悼文很难说是逝者的家属、亲人甚至朋友所乐于阅读的。“德里达堪称是后现代理论谱系中最为纯正的‘哲学家’之一，在当今的后现代大师中，还没有哪一位像他那样不厌其烦地在传统的哲学理论中挥洒过自己的智力。”[1]1德里达就是这样一位孜孜不倦的、不厌其烦的沉溺于哲学思考中的哲学家，不放过任何能发挥他哲学思考的机会，这也体现在他的悼文中。以《罗兰?巴尔特之死》为例，巴尔特1968年在论文《之死》（TheDeathoftheAuthor）中提出“死了”，这已成为一句最为经典的名言，而当巴尔特去世时，德里达也在悼文中讨论起“”和“死”之关系，以及作为的巴尔特的死亡观。“如果简单的从通常意义上进行分类，时间把我们同文本以及假设的、可称谓的、署名的文本关联起来，最少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是“在我们阅读‘他’的时候，或这种阅读命令我们去书写他的时候，不管是书写他的书写还是他自己，在通常意义上来讲‘’可能已经死了……第二种可能性是当我们阅读他们或者这种阅读命令我们去书写他们的时候，还活着……然后还有个‘第三种’情况：在那些我们‘认识’、见过、热爱的死亡之时或死亡之后。因此我可以书写或者唤醒那些在我阅读之时早已去世的的文本（比如柏拉图或帕特摩斯的约翰），或者是那些我在书写时仍然活着的文本，这似乎总是最冒险的事情。”[2]50这就是“”与“死”之间的三种可能性。而后面他又就此推出了巴尔特的死亡观：“罗兰?巴尔特将死亡称为‘非辩证化的’（我只能等待我完全的、非辩证化的死亡）”[2]51。既然这样，在纪念的集会和颂词中，对“我的朋友”进行“追念”（inmemory）时，对他们做某种“宣言”（decla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