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其它相关论文-民间传统借贷与农村社会经济摘要：通过对20世纪初期即苏区革命前赣闽边农村民间传统借贷的现状、运作及其与社会经济关系的重新考察，认为当地的农村民间借贷关系不仅具有普遍性,利息也不是学术界长期所认定的那么高，而且它与当地农村社会经济运行与发展具有不可或缺性，其具体的运作则具有很强的市场趋向性；民间借贷不是需要不需要的问题，而是政府如何加以规制与调控的问题。关键词：20世纪初期；赣闽边；民间传统借贷；市场趋向性；农村社会经济；政府规制与调控中国农村社会历史久远的民间传统借贷，因其较高的利息率及其对加剧社会贫富分化所具有的推动作用，在20世纪的社会革命中被一般性地与“高利贷”划等号，债权人以债权获取合法的非劳动收入则统统成了社会的寄生虫而被认定是革命的对象。长期（五四前后开始，50年代以后是“一边倒”）以来，传统民间借贷在学术界长期也被笼统冠之以“高利贷”而倍受责难，道德评判多于甚至替代了经济理性分析。进入90年代后，李金铮等农村经济史专家贡献了一批重要成果[1][1]，对20世纪上半叶的华北与部分江南农村的借贷问题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认为经营高利贷不仅有地主、富农和商人，也有农民；农村借贷还包括农民间的互助性借贷；高利贷有残酷剥削的一面，同时也有金融调剂的作用，农家经济离开高利贷是很难运转的。这些研究是对学术界有关农村民间借贷研究结论的重要突破。但是，一方面，学者仍然片面而笼统视民间借贷为高利贷，甚至认为它破坏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正常运转以及社会的进步[1][2]，另一方面，学界对农村民间借贷的市场趋向性、债权人的经济剥削与社会责任等问题则或研究不够或没有涉及；同时，20世纪30年代的赣闽边地区，是当年苏区革命的中心，乡村民间借贷被统称为高利贷并认定是革命兴起的主要原因，而在该领域却还没有看到改革开放以后有关该地区研究的新成果。如能对该地此前的农村传统民间借贷重新进行“实事求是”的全面考察与分析，不仅对深化苏区革命乃至中国近百年农村社会变革的研究，而且对纠正长期简单视农村民间借贷为“高利贷剥削”的传统认识，对社会产权和社会信用遭受重创的中国农村加速金融改革、促进民间资金等生产要素的流通与优化配置、重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权制度与社会诚信等等，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本文以20世纪初期，即清末民国前期（1900-1930年）的赣闽边农村为个案，通过对原有文献资料、新近出版的方志资料和多年田野调查资料的重新研究，从民间传统借贷的现状、借贷双方的经济选择与运作、民间借贷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民间借贷的负面影响与社会政策问题等四方面提出自己的一孔之见。[1][1]李金铮着有：《借贷关系与乡村变动——民国时期华北乡村借贷之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民国乡村借贷关系研究——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例》（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和《旧中国高利贷与农家关系新解》（《浙江学刊》2002年第6期）、《20世纪20-40年代典当业的衰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4期）、《二三十年代华北合作社借贷活动及其效果》（《史学月刊》2000年第2期）等重要论着。另外，马俊亚则有《典当与江南近代农村社会经济关系辩析》（《中国农史》2002年第4期）等论文。[1][2]王天奖：《近代河南农村的高利贷》，《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2期；傅建成：《二三十年代农家负债问题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3期;；李金铮等最近发表的《20年来近代乡村经济史研究的新探索》（《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第181页）也仍然统把近代乡村私人、店铺和典当业视为“高利贷”。（一）中国长期的传统商品经济发展进程显示，现金货币的流向有“嫌贫爱富”之习性，商品经济越发展，商品交换中的现金货币流向越是往商贸繁盛的城镇地区集中，广大农村在商品交换中则总是相对处于现金货币的溃乏中；同时,随着农村商品经济及相应的市场竞争的发展,一方面农民与货币市场的关系有逐步加强趋势,另一方面农村的贫富分化也相应增长。因此，在...